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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除了学习安那波利斯规定的普通工程学课程外，又要学习医学预科的课程。如果学习这一专业的学生能被医学学校录取，毕业后海军总部就直接派遣他到该校就读。

三年以后，即1977年6月，我在一千多名学生中脱颖而出，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我兴奋地将帽子抛向天空中，然后佩上海军少尉的肩章，昂首阔步前往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医学分校。

现在，我的名字正常写为：杰瑞·迈克·利宁杰，医学博士，系统管理科学硕士，公共卫生硕士，哲学博士。修完医学学位以后，我继续攻读两个硕士学位和一个博士学位。而自我的“和平”号飞行生涯开始以后，我被三所不同的大学分别授予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荣誉博士学位。现在我总被称作“博士，博士，博士。”但我本人更喜欢被称作“杰瑞”。

每当有人拿我取得的学位数目开玩笑时，我就会这么回答：我学得太慢了，所以不得不一直不停地学，直到学会为止。随后，他们的评论总是千篇一律：“你脑子里的每个角落，每条缝隙都肯定已经被塞满了。”我反驳道：“任何人都不应低估大脑的实力，退一步说，就算整个脑子都被占满了，人们总还可以采取‘覆盖’的办法。”

求知欲总是占上风，我对此总是束手无策，这似乎是个难以驾驭的特性。我绝不是一个杂耍演员，我承认我总是拎着一个公文包，但我从不在皮带上别着一个计算尺或计算器，我实际上更像一名纯真的少年。美国国家宇航局在我的档案中这样写道：我喜欢参加马拉松、

铁人三项赛、海洋游泳赛、下坡滑雪和越野滑雪赛、潜水和徒步负重旅行。我和一位漂亮的女子结婚并养育了三个可爱的小男孩，我觉得自己生就这个怪癖：我更喜欢看科技杂志，而讨厌看电视和无所事事。我无法抗拒体会新事物的诱惑，并且由衷地希望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尽管我在安那波利斯的第一年曾有挫折，但海军生活确实挺适合我。我周游世界，在各种领域从事各种工作。随着地区与工种的更换，我的军衔不断提高。

我在圣地亚哥完成了外科实习，并在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接受了空间医学训练。我在菲律宾共和国的库维波因特当了两年的飞行外科医生。之后，我又成了圣地亚哥一位三星级海军上将的医学顾问。

上将吉姆·瑟维斯控制着美国海军航空局一半的资产，他的权限涉及整个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海军事务。他的职责是保证美国海军的航空站和航空母舰处于良好的战备状态。作为他的医学顾问，我对任何有可能影响军队战备状态的医学事宜都提出了建议。另外，我还参与对上将的航空军事行动医疗队的直接援助。这支部队汇集了航空母舰上的飞行外科医生，管理减压舱的生理学家以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海军航空站基地的临床医生。

瑟维斯将军是一位真正体恤下属的领导。他深切关怀手下每位海军成员的福利，包括他们的长远健康。因此将军命令我为其手下的所有舰队与航空站设计并推行一个健康改良计划。

最后，上将与我决定实施一个全方位的保健计划，它大至针对东非军港的爱滋病威胁所作的海军教育，小到减少军队饮食中的脂肪含量。整个方案建立在这一前提之上，即如果能有效地减少健康生活方式的障碍，那么绝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一个海员可能倾向于骑车去上班，但当他的车道几乎全被一辆辆路过的汽车侵占时，他就会选择开车去上班。方案的组成部分之一是，在所有海军航空站正在整修或新修的道路上都加入了自行车道。船上也增加了健身房。啤酒自动售卖机被从生活区挪了出去，在军官休息室和食堂内新增设了色拉柜台。

实际上，我们不只是在食堂的前堂与中央增设了色拉柜台，我们还将冰淇淋与甜品供应点挪到了不起眼的地方。这样，就可以减少其吸引力。根据一名善于观察的机灵的海员的建议，我们将原本卖冰淇淋的一名年轻妇女调到色拉柜台。这个海员告诉我，那地方的冰淇淋店之所以这么受欢迎，其实与冰淇淋或什么果仁、调味酱无关，海员们之所以频频光顾这家店，无非是为了有机会与这位极富魅力的女售货员搭讪。在调整了色拉店与年轻女服务员的位置之后，冰淇淋的销量大幅度下降，而生菜几乎变得供不应求。

通过这个健康改良计划，我认识到预防措施能对人们的健康状况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我申请在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接受预防医学方面的脱产训练。

海军总部让我用两年的时间取得预防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