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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泛区不能硬闯，我们派人探路设标，并在当地群众帮助下选择了前进道路。15日傍晚，部队出发，又赶上阴雨连绵。踏进黄泛区时，指战员们手牵手，臂挽臂，踩进没膝的淤泥坑里，一步一拔，非常费力气。部队开展了体力互助活动，人与人、班与班，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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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了一夜，仍没走出20公里宽的黄泛区。

16日，太阳出来了，是个难遇的晴天。晴天有晴天的麻烦。时值盛夏，太阳发威，黄泛区成了大蒸笼。水蒸气从黄水污泥中往上冒，弥漫着腐烂腥臭气味。阳光灼热，无遮无拦射下来，许多人中暑晕倒。行军极为艰难。

刘邓大军骑兵通过遍地积水、人烟稀少的黄泛区

车辆、马匹的通过困难更多。有时骡马陷入泥坑，奋力挣扎，但越挣扎越下沉，需要数人才能从泥里拽出来。我虽配有坐骑，但没法骑，也和战士一样赤脚行军。我旅有50多辆豫东的木轮车，用来拉载伤员、粮食和弹药。有的车轮一轧进泥坑就滚不出来。战士们把木板、干草，甚至棉被垫在泥浆上，一起使劲，才能把车拉出来。伤员们看到这种情况，硬从车上跳到水里，和大家一起干。火炮也陷进淤泥，拉不动了，炮手们只好把火炮拆开，背着炮架，扛着炮身，抱着炮弹，互相推拉着前进。

8月16日，我旅全部通过了黄泛区。刘华清：《刘华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172—173页。

黄泛区虽然难走，但咬着牙还是能克服的。最让干部们头疼的是部队已经开始出现了开小差的。原六纵十六旅四十七团会计赵歧贤回忆说：

开始进军大别山时，部队只是传达了旅首长这一级，其他人都不知道要去哪里，这主要是为了迷惑敌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北方的战士开小差。部队进行动员时，旅首长就讲：“毛主席有了命令，我们要作为一把刺刀刺向敌人的心脏。”但敌人的心脏在哪里，就不再讲了。营以上干部开会，也不能说得太明白，只是让多带粮食，每个人带二三十斤，要多准备子弹，骡马要尽量多带，准备到很困难很困难的地方去，准备打大仗。还要求无论白天有飞机，还是晚上有追兵，也要勇往直前，也可能要过河，什么困难都有，要多想着吃苦。战士们要写保证书，就是坚决不掉队，不开小差，要成立“互助小组”，三人一组，互相照顾。干部们也都表态：“上刀山，下火海都不怕，我们有毛主席、刘邓首长领导，一定能打败敌人。”当时我们还想，不就是打仗吗？北边是解放区，东边是华野部队，还能困难到哪里？

十七旅有个骑兵通信员，叫王庭夫，带了三匹牲口，到野司去拉地图，就是大别山的地图。可他那时又不认识地图，只知道上面有圆圈的是山地，以为又要回太行山了，我们部队里大部分都是太行山人。他回来一讲，大家都很高兴。战士们情绪很高，天天唱歌。但部队一出发，就往南边走了，往南边走了，也没事，因为我们也去打过亳州，心里还想，往南边走几天就可能要回来吧。谁知越走越不对劲了，走了10多天，也没发地图，也没讲行军路线，有些战士心里就犯嘀咕了：“我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各种猜测都有。战士们都恋家，抗日战争时也没觉得有什么苦，那都是在家门口周围转着打仗，唱的歌也是“誓死不离开家乡”。大家都是宁愿向北走一千，不愿向南挪一砖。走到了黄泛区，一些人一听说要过黄泛区，思想就动摇了，知道部队这是往南走，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就开了小差。机关也有人逃亡。我们司、政、后是一个伙食单位，每天吃饭，总会少了几个人，黄泛区走了一半，一清点人数，我们后勤的会计减员一半，有的是掉队了，有的是开了小差。

黄泛区（6）

六纵十八旅炮兵连排长刘占魁一进黄泛区，头就大了。几十年后，他回忆说：

炮兵连的装备都是缴获敌人的，战士70％也是解放过来的，有的还是在鲁西南战役时解放过来的，还没来得及教育，没到黄泛区，就开小差跑了不少。进了黄泛区，炮兵连就更苦了。一门门野炮在泥泞中马拉人推缓缓地前进着，一不小心，一门野炮掉进了泥潭中，哼哼哧哧忙了半天，还没搞出来。连长齐凤元心里很着急，过来就讲：“算了，算了，扔掉吧！”我有点舍不得，这门炮是在鲁西南缴获的，还没用过就扔掉了，我觉得很可惜。好不容易搞出来了，天空中由远而近地响起了轰鸣声，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几乎贴着水面飞，机枪子弹嗖嗖地射着，扔下的炸弹，一掀就是几丈高的水柱，没有地方隐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