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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中国的老百姓真的很喜欢刘邦这位老大哥似的皇帝。当然，从另一角度而言，我们也可以说是刘邦奠定了中国的“汉魂”。“汉人”、“汉族”之称，不都肇始于刘邦所开创的汉朝么？

汉朝，的确是一个令人值得怀想、令人感到亲切的朝代。他们对人间现实葆有一份难得的执著与热情，并希望长期延续、永存不衰。我们从那些汉代的艺术品中常能见到有关生活场景、人物对象的刻画与塑造，有时甚至是非常世俗的普通之物，比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

然而，也正是汉朝，使得中华民族的实用主义精神更加深入大地。老百姓只讲究实际与实惠，享受安乐与富足，长此以往，必定失去宝贵的追求与高尚的理想；过于世俗化，必然远离崇高、伟大与创造，变得短视、平淡而平庸。

流氓皇帝的历史烙印（14）

刘邦的所谓“流氓性”，其实也包含着多重意义。它的正面效应如充满活力、视野开阔、权变通达、豁达大度、百折不挠等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刘邦的帝王之业；它的负面因素如低级下流、放刁耍赖、为非作歹等常为人们所不齿而弃如敝屣；而对民众影响最大的乃是它的中性效应，如随遇而安、随缘而活、享受生活、讲求实际、精明圆滑、阴柔计谋等等。

刘邦的怀柔与流氓手段不仅成为后世帝王的典范，也使得中华民族的阳刚之气、高贵之风、磊落胸怀大大地打了一个折扣。一股阴柔、世俗、庸常之风逐渐弥漫开来，残酷地侵蚀了民族健康的肌体。

万马齐喑的始作俑者（1）

一

秦始皇的焚书之举及对诸子百家的禁锢造成了那一时期中国文化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汉朝便是建立在对秦朝的大规模颠覆之上，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就是一度沉寂了的诸子百家又开始以不同的形式迅速复活。据《汉书·刑法志》所载，在汉高祖刘邦时就已各家共存，　兼收并用：“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辨，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矣。”

汉初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经过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至汉武帝时，中央集权大大加强，汉朝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内部安定与繁荣之后，汉武帝便将目光转向了外部，他北击匈奴，收复失地，凯旋而回，洗刷了汉高祖“白登之围”的耻辱；又破南越、降滇王、定闽越，建立起东自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的辽阔而统一的疆域，使得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第一个鼎盛时期。百家共存，相互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竞争、攻诘与诋毁，以道、儒两家为首的派系矛盾愈演愈烈，斗争日趋尖锐。这种派系间的斗争一旦被分裂割据的诸侯所利用，便与当时削藩集权的政治大一统极不谐调。在疆域一统、政治一统、军事一统、经济一统的形势下，汉武帝也在积极地寻求着与之相适应的思想大一统。于是乎，政治大儒董仲舒应运而生，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为汉武帝所激赏，并在全国范围内严厉推行。

学术自由似乎与封建割据相依伴，随着分裂的消失，百花齐放的局面自然终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即为思想统一之肇始；汉朝建立后，分封的刘姓诸侯势力日大，几成分裂割据之势，一时间，百家争鸣，似乎又出现了一个相当“繁荣”的时期，而汉王朝削藩的成功又注定了百家消亡的命运。专制集权统治者绝对容不得半点异己思想，听不得半点不同声音，文化大一统势在难免。只是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被汉武帝作为一项“国策”严厉推行之后，儒家的“一言堂”便永远居于文化大一统的核心，即使在此后长期的战乱与封建割据时期，再也没有出现过一次诸子复兴、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盗来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