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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三桂的心计自然瞒不过清朝文武大臣，他们对吴三桂的实力、军威不得不有所顾忌。然而，时年二十岁的康熙皇帝却一语中的地说道：“三藩等蓄谋久，不早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于是，清廷果断地下达了撤藩令。

撤藩令一下，吴三桂不得不反。其实，他一辈子苦苦等待着的似乎就是这一天。他只是借兵，从来就没降清；他要寻到一个借口，找准一个时机，起兵反清；他不甘于仅仅做一块砝码，他要成为天平本身，推翻清朝，坐上皇位。

如果说吴三桂降清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话，那么他的反清便是“冲冠一怒为撤藩”了。

此时的吴三桂早已不是明臣，也不想继续做一名清臣，他不愿受任何人辖制左右，他要成为一支主宰历史命运的独立而强大的力量，于是，就自封了一个“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的头衔。

吴三桂起兵反清了，他亲率大军北上，势如破竹地占领了贵州、湖南、湖北、四川等大片土地。

就双方实力而言，清军入关已三十多年，那些能征善战的开国将领大多作古，而新一代的八旗子弟已开始腐败，“八旗铁骑”早已是今不如昔。相比之下，吴三桂由于收编了大顺、大西农民军，由于他长期积蓄、准备，军事力量已成天下精锐。

然而，就在他饮马长江之后，却按兵不动，没有渡江北上直捣京城，为康熙皇帝组织平叛力量赢得了充裕的时间。吴三桂毕竟只是一介军人，不仅缺少总揽全局的政治谋略，就连一个优秀军事家也够不上。砝码只是天平的一个组成部分，永远也不会成为天平本身。

吴三桂重兵驻扎江南一待就是数月，也不知他还在等待一些什么。魏源曾分析道：“三桂年老更事多，欲出万全，不肯弃滇黔根本，初得湖南，即下令诸将毋得过江，以为事纵不成，可以画江而国。”此时，吴三桂已六十有三，年轻时的锐气与胆识似乎被岁月的沧桑磨洗得一干二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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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足轻重的历史砝码（12）

而他的反叛为自己带来的初始后果，便是留在京城的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被清廷处以死刑。

紧接着，康熙就开始反攻了。两军遭遇，一阵抗衡过后，吴三桂在军事指挥上又一再失误，不得不一退再退，将先前占据的领土逐一丧失。

吴三桂在作为一块天平砝码时，不论倾向何方，都会大获全胜。于是，时间一长，他的这种砝码功能便不可遏制地膨胀开来，以为自己的武功、军力及指挥才能天下第一。因此，反清之初，实指望马到成功，即使不能一统天下，也可划江而治，成为一国之王，开创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新的南北朝时期。然而，仗打了五年，他的地盘却越打越小，清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他已从辉煌的峰巅开始往下滑落，他不仅没能成为一座天平，就连那颗砝码的地位也会化为一缕消失的烟云。等待他的，将是万劫不复的深渊。穷途末路之际，他不禁想到了李自成，想起了历史上不少人玩过的“把戏”——当一回皇帝过过瘾，满足那内心深处的膨胀欲望，即使立马死去，也曾达到过至高无上的权力峰巅，也就活得无怨无悔了。

我们脚下这块封建土壤自古以来就或隐或显、或深或浅地缭绕、弥漫着一股挥散不去的帝王意识。

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三月三日，吴三桂在衡山祭告天地，宣布登基，改元昭武。正当他封赏文武百官之时，晴朗的天空突然刮过一阵狂风、下起一阵瓢泼大雨，吴三桂的登基游戏也只得在一片晦气中草草收场。

吴三桂终于在自己的虚幻与想象中成了一座历史的“天平”。

正是登基游戏中突如其来的风吹雨淋，使得吴三桂那本就虚弱的年迈之躯染上了一场赤痢。加之时势日蹙，心情郁闷，竟至一病不起。五个多月后，就将一盘不堪收拾的叛乱之局丢给后人，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

吴三桂一死，叛军失去统帅，军心动摇，元气大丧，也就更难抵抗清军风卷残云般的凌厉攻势。

叛乱平定，吴氏家族全部被杀。吴三桂为了满足一己之欲，一族血脉也随着他的浮沉接二连三地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写到这里，我们不禁想起了那位算命先生的断言：吴三桂一生贵不可言，只是鼻梁上的刀疤坏了“风水”，是为“断梁”耳。

难道吴三桂真的无法逃脱这神秘的断言与历史的宿命吗？

也许，这只是后人的牵强附会、有意编排及茶余饭后的谈资？

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