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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月中旬一个寒冷刺骨的晚上,一群银行家和出版商齐聚曼哈顿岛最南端的高盛全球总部大楼的42层。再没有比这一场景更具美国风格的了:中城鳞次栉比的摩天大楼在北面闪耀着光芒,这成了会场最抢眼的景观,而爵士乐团在某个角落演奏着轻柔的音乐。

开胃菜是全球风味的大杂烩——抹上酸奶油和鱼子酱的拇指大小的番茄烙饼、中国的蒸饺、印度萨莫萨三角饺和土耳其烤肉串。这次聚会是为了向一个高盛的思想家表示敬意,他曾在10年前警告西方投资界,互联网的变革不是唯一值得关注的事件。新兴市场的崛起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格局,尤其是四个庞然大国:中国、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这位思想家就是首次将这四个国家命名为“金砖四国”的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

晚宴上,奥尼尔先生发布了《增长地图:金砖四国及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机遇》一书。他在书中指出,“金砖四国”的概念“已经主宰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并向读者介绍了“新钻十一国”,它们将与“金砖四国”共同改变世界格局。

当时在纽约向奥尼尔先生敬酒的一群高盛高管——这些正站在财富顶端的人——首先见证了奥尼尔所描述的强有力的经济推动力所造成的结局,即西方发达经济体中前1%富豪的崛起,以及许多人所说的新“镀金时代”的到来。19世纪,工业革命和美国西进运动造就了“镀金时代”和统治这一时代的“强盗贵族”。如今,随着技术革命和全球化赋予世界经济新的形态,经济转型正在形成新的“镀金时代”和新的富豪统治。

不过这次情况真的有所不同,我们没有重复经历一次“镀金时代”,而是同时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镀金时代”:工业化的西方国家正在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同时,正如奥尼尔先生记载的那样,新兴国家正在经历它们的第一次“镀金时代”。

这次的经济转型最终将比西方的第一次“镀金时代”更加惊人——数十亿人参与其中,而不仅仅是西欧和北美的居民。“双生镀金时代”将共同改变世界经济,其速度和规模都是我们从未经历过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中国“十二五”发展规划顾问迈克尔斯宾塞说:“从结构上来看,此次世界经济转型在许多方面达到了极致。”斯宾塞撰写了《下一次大趋同:多速世界经济增长的未来》一书,该书探索了两个“镀金时代”之间的相互影响。他说:“新兴经济体如此广阔,以至于问题变得更棘手了。此次的经济变革与之前的全然不同,我认为有些问题我们从来没有应对过。”

“从英国工业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200年里,世界经济增长确实不匀称,但是整个世界工业化和互相影响的方式与现在截然不同,”斯宾塞教授告诉我,“这些都是复杂的现象,我们应该怀着谦逊的态度对待它们。”

“双生镀金时代”

新兴市场的“镀金时代”是最容易理解的。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国家正在经历工业化和城镇化(正如西方国家在19世纪所经历的那样),并且技术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因子也活跃其中。苏联国家没有处在工业化阶段——虽然斯大林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它们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也已失效,这些国家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调节老朽不堪的工业经济,其结果是许多人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所有新兴经济体中,富豪受益最大,但这一转型使数千万人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并使数亿人脱离贫困线。

当新兴市场正经历第一次“镀金时代”、西方世界正经历第二次“镀金时代”时,形势变得更严峻又更令人安心了。更令人安心的原因是我们见证过这段历史,并且我们知道尽管一路上磨难重重,结局将是美好的:即便工业革命使东西方在生活水平上产生了巨大差距,它还是大大改善了西方世界中每个人的生活。

在西方第一次“镀金时代”期间,我们并不确知以上这一点——正是工业革命黑暗、恐怖的工厂激起了反对资本主义和血汗工厂的左派起义,在经济和政治的抉择中,那些革命分子成功了。但是在今天的西方,资本主义可行的证据一目了然,而且不仅仅出现在苏联解体之后。

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对于当今“双生镀金时代”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经济史学家仍在辩论西方民主的崛起和第一次“镀金时代”的联系。毫无疑问,“双生镀金时代”既是政治革命的产物——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和全球自由主义思想的胜利,也是新科技的产物。

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共同威力迅猛地加速了新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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