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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世铎颇有耐心地说：“那我等着你们提供证据。我会站在惩治足球腐败这一边。你们要相信中国足协，要相信我阎世铎，只要你们把证据交来，我肯定会一一查处。如果你们不相信中国足协，不相信我阎世铎，还有国家体育总局，总局上面还有党中央、国务院，总不能都不相信吧？现在的问题是你们要提供证据，没有证据，我不好办。”

阎世铎语气坚决。陈培德听后很兴奋，觉得阎世铎不仅有水平，而且为人正直，让他来当“打假扫黑反贪”的主帅是对的。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交谈，阎世铎渐渐取得了宋卫平的信任，他先是讲了一些俱乐部之间的不正常的交往，继而讲了俱乐部和裁判之间为了某场比赛而进行的交易。最后，宋卫平表态：“回杭州后，我准备一下证据，交到中国足协。”

在北京，为了打消宋卫平的重重顾虑，陈培德对阎世铎说，“对提供证据的人必须要保护。”阎世铎表示赞同。

晚8时许，阎世铎临离开前又叮嘱陈培德：“这件事先不要向媒体披露，免得媒体炒作。”

回杭州后，宋卫平没给陈培德电话。见过阎世铎之后，他还对陈培德说，回去之后先交两个裁判受贿的证据，其中有一个是北京的。

陈培德多次敦促过宋卫平交证据。宋卫平说，一想到把证据交上去了，让裁判家破人亡就感到良心上过不去。宋卫平要是把裁判供了出去，今后在足坛上还混不混了，还怎么跟裁判打交道？另外，收贿与受贿同罪，1个裁判6万，10个就是60万，你的数额大，罪就重，再说走账肯定不合法。

陈培德说，你这样做不仅保不了那些裁判，也保不了自己。覆水难收，你的第一步已经跨出去了，没有退路了，只有大胆往前走了。宋卫平无奈地说，具体的事情都是小方办的，让他跟你说一下细节吧。

11月8日，一位30多岁的小伙子走进陈培德的办公室，毕恭毕敬地说：“陈局长，您还记得我吧，我是小方，过去在咱们局工作，现在在绿城足球俱乐部。宋总叫我过来，让我按您的指示办。”

陈培德从写字台后面走出来，坐到沙发上，对小方说：“听说你在绿城一直做裁判的工作，我想了解一下你是怎么做的工作。当然啦，你不是决策者，不负主要责任，只是执行者、当事人。”

小方坐下，谨慎地说：“今年绿城是第一年踢甲B联赛，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其他俱乐部比我们多多了。陈局长，绿城是个受害者，不得不做这个工作……”

“绿城为什么选你来做裁判工作呢？”

“也许看我老实吧，宋总让我负责这个工作，我是不大情愿的。这种事风险挺大，交钱时都是一对一的，连白条都没有，搞不好两边受怀疑。我这人做事很尽力，开始的时候没人教，也不知道怎么做，只好琢磨着做。我从来没有贪污过钱，这点儿宋总是清楚的。”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甲B”为突破口（7）

在聘请谷明昌为主教练时，宋卫平就明确地告诉了他绿城不做裁判的工作，他也接受了。可是，联赛刚打第一轮时，谷明昌就挺不住了，对宋卫平说，看来裁判的钱是不能不送了。宋卫平没答应。打到第二轮时，谷明昌焦急地说，宋总，主场的6万元“例牌钱”是一定要给裁判的，这钱是走遍天下都得给的，客场是对方给，跟我们没关系。这笔钱主裁拿一半，两个边裁各拿一万五。这是指获胜的情况下，如果打平了，可能减半。宋卫平仍坚持不给。

联赛进行几轮后，宋卫平发现绿城越来越被动，冲A希望越来越渺茫。最后，宋卫平放弃了洁身自好，同意做裁判的工作。

俱乐部要想自己做工作也很简单，假装去看看主裁，寒暄几句，走时把带去的包往沙发上一丢，或者放在茶几上就行了。第二天，主裁、边裁都怀着倾斜的心出现在绿茵球场，有条件会吹“黑哨”，没条件创造条件也会吹“黑哨”。

圈里人习惯于说“做裁判的工作”，其实裁判的工作是不需要你做的。中间人的电话会一拨拨地打过来，每场比赛的重要性不同，中间人开出的价码也不同，最关键的赛场价码会高达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中间人收钱后，往往会在一定时间内打电话告诉俱乐部“工作”进展情况，比如钱已经给了主裁，你们放心吧。如果俱乐部不放心，还可以给裁判打电话印证一下，当然不能直截了当地问主裁钱收没收到，只要你电话打过去，主裁就会心照不宣地暗示给你：钱他收到了。

事实上，钱并非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