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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柏林的封锁。

从那以后,西柏林的存在成了苏联的一块心病。西方国家日益将西柏林

作为显示西方“自由”、“平等”及社会福利的展览橱窗。在这里,西方自

由经济国家的高生活水平与共产党国家的相对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它诱发

了许多东德居民对西方自由世界的向往。尤其在西德经济奇迹显示之后,西

柏林成了东德人逃向西方的收容所和中转站。从1952 年到1961 年间,离开

东德到西方寻求避难的人共达2, 245.000 人。大量的逃离使东德人口由

1949 年的18,292,000 人下降到1959 年的17,298,000 人。移民中大部

分是正当工作年龄的人,有许多能工巧匠。这种人口流失对东德经济造成不

可估量的损失。由于冷战对峙,东西柏林各有一套行政制度和政治制度。东

柏林是东德国家政府所在地,人们可以从东德任何地方毫无困难地到达东柏

林。东西柏林又是同一个城市,人们又能通过东西柏林间的十九个通道路口

到达西柏林。在西柏林,法航、泛美和英欧航空公司都能自由通航,他们可

以从这里毫无困难地转飞西方国家,尤其是联邦德国。东德领导人乌布利希

对此极为恼火,苏联对此也极为不满。赫鲁晓夫早有意图想拔除西柏林这个

“毒瘤”。

此次赫鲁晓夫重提柏林问题令西方各国感到十分突然。阿登纳开始认为

赫鲁晓夫只是虚张声势。因为在同一时候,美、英、苏三国代表在日内瓦进

行了一项旨在停止核试验协定的谈判。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谈判的结果作了

肯定。阿登纳断定赫鲁晓夫本人并非想要战争,也并非真正想以柏林问题重

新挑起东西方冲突,之所以如此,是他面临着国内即将于1959 年1 月27 日

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的巨大压力。

设身处地,阿登纳感到赫鲁晓夫在内外政策上面临相当严竣的形势。首

先,联邦德国同戴高乐法国的友好戳着了赫鲁晓大的痛处。这一点在9 月22

日赫鲁晓夫接见《真理报)记者谈话时反映了出来。再者, 11 月23 日法

国国民议会的初选中法共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惨败,11 月30 日第二轮选举的

结果又使法共议席从1956 年上届选举的145 席降到了仅10 席,共产党几乎

被赶出法国国民议会。法共一直是西方国家最强大的共产党势力,法共这次

失败,对赫鲁晓夫来说滋味可不好受,共产党在西欧一无成果会让他在苏共

二十一大上非常难堪。此外.尽管赫鲁晓夫在1958 年2 月粉碎了马林科夫、

布尔加林和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但是赫鲁晓夫在国内的地位并不巩固;苏

联人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与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也将使赫鲁晓夫面临困难;

同时他也不得不考虑中国日益发展壮大对苏联造成的威胁。阿登纳认为,赫

鲁晓夫是个十分聪明的人,在这么多危险存在的情况下,重提柏林问题,无

疑最能起到转移视线的作用。赫鲁晓夫可以充分利用他做导演和演员的天

才,将全世界的注意力都引向他的表演。或许,阿登纳这样想,赫鲁晓夫可

以神圣地借机大做广告,让苏联人感到好像全世界的命运全靠着他,靠着他

额上的皱纹,靠着他的思想。

基于这些,阿登纳认为西方国家用不着在苏共二十一大以前采取重大行

动,赫鲁晓夫决不敢封闭东西对话的渠道,东西方仍然存在着通过谈判取得

澄清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阿登纳不相信六个月期限的最后通牒就是赫鲁晓夫

的最后决定。

并非所有的西方政治家都这么想,有许多人认为,既然赫鲁晓夫敢于将

柏林问题以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来,那他一定会有所准备。最后通牒大大加

深了西方国家对国际局势的危机感。如果苏联真的在六个月以后单独和东德

签订和约,将西柏林的交通要道交给东德,那么西方国家要么不得不为了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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