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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长一看表说，才一刻钟；有时候，不知不觉就是几小时。日军从西塘方向赶来接应这些被中国军队包围的日军。在我还没有想到的时候，就有人在阵地上大叫：“刘副连长！刘副连长！”听声音像是一排长，但没叫应。就在这时，机枪声从我们背后响起来。这是一个不大的小山包，我们根本就没有构筑向后打的阵地。日军已经冲到离阵地只有二三十米的地方。最糟的是这时没有人来指挥我们。我明白了刚才叫刘副连长就是为了报告这个严重的情况。无人指挥，腹背受敌，于是许多人就向两边撤退，或者也可以说是逃跑。黑夜中谁也看不见谁，我们班的人也失散了，我们沿着防线向2营阵地上跑，怕他们误会开枪，边跑边喊，2营的人不摸情况，有的也跑了，黑暗中听见他们的军官在吼：“不准离开阵地，否则军法论处！”

中日两军激战大云山，薛岳不知道阿南惟几的醉翁之意（5）

日军占领了我们连守的小高地，连打几发信号弹，记得有红有绿，正面的日军潮水般朝那里冲过去。我们连失守动摇了整个防线，我们旁边的8连、9连也撤下来了。日军朝那里走，友军的枪也朝那里打。我蹲在友军的战壕里，心乱如麻。

刘副连长上哪去了？如果他牺牲或受伤，该有排长代理。三个排长总不会都不在吧？按战场纪律，这时不论是谁都可以挺身而出，因为事关全局胜负，可是排长没有出来，班长也没有。如果不是拉肚子拉得浑身无力，我敢不敢大喊一声“听我指挥”？也不那么简单，我还不明白一旦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失守的责任由谁负。听你指挥你就要负责，谁都知道如果丢失阵地引起严重后果，那是要掉脑壳的！可能没有敢出来就是因为这。

说战斗结束，其实就是被围的日军逃出大半。我们这些截后路的，和前面的、两边的部队也就只好收兵。第二天，天刚亮时就看见山坡、道路、草丛，到处是死尸，有日军也有自己人。我们7连的人找到营部接受收容的只剩12个，其中有两个排长、两个班长。

拂晓开始打扫战场，敌我尸体分放。我跟营部的人到连里守的那一段清理，班里的那个新兵阵亡了，仰坐在战壕里，前额中间中了一弹，血从后脑流湿了后背，脸上倒没有多少血，他是战前刚刚补充来的，我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排长带他到班里介绍姓名时我正拉肚子不在屋里。这个不知姓名的士兵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战场上睡觉和不用瞄准但枪法很好。这一仗他打死了许多日军，这是他的第一仗。我和另一个士兵抬着他走向阵亡人员集中的地方。从他头枕的战壕壁往下全是血，渗到土里许多。一个人就是那么多血，仗打多了，心里就有数了。

营部司书让一个排长与我一起辨认我们连阵亡人员，除了战前补进的二十多名新兵认不全，共阵亡42人，包括连长黄伟。我们用心寻找刘副连长，擦净许多烈士脸上的血和泥土，说心里话，我们希望能找到他。但是没有。

司书气呼呼地对我说：“136个，3个留守3个住院，参战130个，刨去死的、伤的、收容的，其余的都上哪去了你说！刘副连长（他当时肯定是叫着刘的名字而不称副连长，但我实在是想不起来了）哪去了你说！”

“失踪了。”我说了一句废话。

失踪，可能死了，也可能逃了。两个最不一样的结果，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在一个“失踪”上“一视同仁”，对死去的人这是多么不公哟！连里有句话：“宁死莫要残，失踪说不清。”的确说不清。

俗语说：“哪个庙里也有几砣冤屈的鬼。”死不出一个明白的，都是冤屈的鬼。

这一仗后，还好没有把我们连的番号取消。两个排长按当兵时间长短当了正副连长，两个班长当了一、三排长，又调来一个黄埔生当二排长。我这副班长自然也提升班长。不怕你不信，那时候只要不当逃兵就算是好兵了。

有一天，排着队唱着歌来了一百多名新兵。年纪轻轻，新枪、新军装，真精神！一说都是分给我们7连的，我不知为什么，眼泪就下来了，咬着嘴唇都止不住。

日军13联队突围大半，随即加入湘北进攻行列，薛岳功亏一篑，十分气恼。第二次长沙会战之初的大云山之战，这段内容十分丰富生动的历史见诸文字时却索然无味。

“民国三十年9月7日，日军第6师团为掩护其第11军主力于岳阳、临湘地区集中，向国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由大云山东西两侧突破，该军撤守。10日，日军进至昌水（新墙河上游）北岸并扫荡大云山区后退去。国军向大云山增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