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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政治所念念不忘的是：渴望在国际事务中的集体独立，憧憬在政治上的自我满足。小协约国的概念就是“由它们取得了自由的国家自己当家作主的一个中欧组织，不要任何大国的支配势力或控制”。这也是巴尔干和波罗的海协议的目标。人们总是幻想在东欧建立一支自主的第三势力，一个具有同大国相等的自卫力量的中立集团，但这个幻想从未实现。波兰的政策曾在接连几个阶段以建立这样一个集团为目标，或是一个波罗的海的国家集团，或是一个扩展到多瑙河流域以波兰和罗马尼亚联盟为基础的集团。法国在东欧的政策实在是错误的，因为它所要求于它的盟国的作用到头来只有大国才能有此力量。然而一些小国合在一起的政治力量怎样也抵不上一个大国。所设想的那种紧张压力东欧集团是经受不住的。大国产生的离心力又太强大了，以致总有这个或那个小国把它与大国的关系放在它与它所想象的盟国的关系之上。东欧国家表现集体独立的精神在历史上只有一次，那是在1912年，巴尔干联盟为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部分公然对抗列强的一致行动。但是那一次的大胆的行动是由强有力的和侵略性的目的所推动的。凡尔赛体系在东欧的历史是一个缩影，国际联盟在世界范围内则是普遍的，都说明了主权国家不能长期为维护静止的国际秩序而进行有纪律的合作。

对东欧国家来说，它们从一开始就没有取得实际的独立。它们不仅在政治上而且也在法律上是在一种监护的状态下存在的。因为所有这些国家在对待其少数民族问题上都被迫承担了国际义务，受国际联盟的监督。此种国际奴役制度只限于东欧各国。这就引起了强烈的反感，部分原因是它侵犯了新赢得的独立主权，特别是因为大国都不承担此种义务。这种少数民族制度被认为是各民族同化的阻力，而且怂恿各少数民族不忠诚，削弱了国家的统一，使干涉合法化。所以有关少数民族的条约不断遭到东欧各国政府的破坏，国联行政院对少数民族的保护也就与国联权威的表现每况愈下而一同丧失。代表少数民族进行干预于是便成了德国的专利，而东欧国家所受到的专横与压迫之苦较之在国际联盟监督下所遭受的任何情况更甚。

东欧不团结的主要原因是大国的吸引力和影响。在东欧内部，按民族原则组成的国家有一时期是颇有稳定希望的，因为大部分国家是满意的，其力量也足以抑制那些不满意的。所以要求修改和约的问题就不象战胜国之间的分歧那样重要了。因此，在整整二十年的时间内，波兰的胜利的帝国主义一直起着比匈牙利被挫败的帝国主义更大的干扰作用，而在1939年3月达于顶点时便沿着喀尔巴阡山脊实现了领土衔接。但是这些分歧只是在大国利用下才发展成为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小协约国和巴尔干协议都不是因内部原因而是由于外来影响才瓦解的。值得注意的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两个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的国家并未彼此结成同盟，却充当了大国的盟国。匈牙利的和约修正论者同德国的和约修正论者结合在一起了，马扎尔人于是又恢复了他们在奥匈帝国时期所扮演的“柏林的忠顺前卫”那一类角色，但是保加利亚的和约修正论者却没有照样同匈牙利的结合在一起。就保加利亚而言，它先不受意大利的庇护，后又不愿当德国的随从，所以它的政策和结盟都只是限于对它的近邻。

东欧的制度说明了一种实力均势的全部特点。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组成了一道自然的缓冲地带。它们背靠俄国，面对大海，这就使它们既与德国为邻又与英国隔海相望。不过芬兰同时也是斯堪的纳维亚中立集团的前沿地区，由于它保留了瑞典的阿兰群岛，它在战略上就与斯堪的纳维亚集团联在一起了，又由于它取得了通往北冰洋的佩萨莫走廊，它把这个集团和俄国隔开了。但自拉脱维亚以下的缓冲地带在政冶上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这一地带由双层国家组成，以后更扩大为三层国家，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三个国家位于多瑙河在德国的源头和它在黑海的出口之间。这个缓冲地带的另一端也是一个内海，在那里希腊和土耳其象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也有英国作为其邻国。但与波罗的海国家相比，它们的有利条件是它们不是大陆国家而是在半岛上的国家，它们与德国和俄国之间隔着整个巴尔干半岛和多瑙河流域，土耳其与俄国的共同边界是以黑海和亚美尼亚山脉的自然屏障为标志的；而且英国在地中海是占优势的国家，在波罗的海却不是。

因此，构成东欧国际政治的因素是谋求或害怕领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