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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守口如瓶的脾气使他不断地把他同一个部长推行的政策对另一个部长隐瞒起来，这在他的敌人看来可能象是两面派手法，而他的仰慕者则称之为机敏的左右逢源。这是对看来主要不过是守口如瓶的脾气的过大的曲解。经常和贝当见面的美国大使海军上将李海认为，他所真正关心的是法国人民的福利和怎样保护他们。不过这种关注却采取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形式。在他的思想中，受难和牺牲这种精神美德的概念是非常强烈的。贝当在他的第一次广播中说：“为了减轻法国的灾难，我把我的生命献给祖国。”这话是够诚恳的，不过它已经显示出在他性格中占了相当成分的、由民众的逢迎养成的那种虚荣心：这种虚荣心之所以显得更为强烈，也许是因为它并不是以任何普通的外露的形式显示出来的。贝当的另一个弱点，从长远的观点看来更为危险的一个弱点，就是他的思想不过是任何一个具有他那种教养和地位的普通人的思想，他的智力有限，不能牢牢地把握住基本原则，虽然他也墨守一小套固定的想法。此外，他的政策和讲话则是他适逢其会地受到其影响的那个集团或个人的政策和讲话。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贝当的年纪。尽管他异常健康，但是即便他心力有余，他也没有体力来有效地控制他的内阁。他所主持的那些会议都大得使他无法掌握，因而他的注意力集中不起来。一个出席议会战争委员会作证的人说，只要过了二十分钟，你就总能“骗过”贝当。他的办公厅主任写道，他把时间浪费在细节上，而主要的条款则是在极端混乱中“强加”给他的。

贝当可以为迷失方向的法国人民提供一种团结的错觉。但是，他不能使维希的政策统一起来。的确，维希那帮人部分就因为无法商定一项政策，才通过一个大家都同意的人来谋求一种代替办法。在他的名义下，至少拆除第三共和国残骸的工作可以继续下去。第一步就是废除议会制政府。接着便是对地方政府开刀。根据一系列法律。有两千居民以上的行政区内的选举全部取消。主要由佩鲁通和布蒂耶负责的这些措施，固然满足了大官们的官僚主义气概，但是，却使维希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更其孤立。

工会很早也遭到大刀阔斧的砍削。法国总工会试图以放弃阶级斗争的原则来保全自己。它的书记莱昂·儒奥宣布辞职，副书记勒内·贝兰参加了维希政府。尽管如此，法国总工会还是同天主教工会联合会、法国天主教劳工联盟以及各雇主公会一起被解散了。接着企图在工业和各行业中创立总体制度的尝试应该被判定为一场失败，就同1940年12月想在总体的基础上把农业组织起来的卡齐奥法令一样。总体自治同需要由政府日益严格地控制工业，两者之间无法调和，于是各个总体如果说也发挥了一点作用的话，那也不过是成了官僚政治的一层薄薄的伪装而已。

然而，当时倒是有要进行社会改革的一种真诚愿望，即使它是在一种家长式专制主义精神的鼓舞之下的话。它表现在1941年10月的劳动宪章和一系列社会立法中。实行了许诺已久的养老金。青年问题和家庭问题是这场民族革命主要关注的问题。政府为培养青年履行公民义务，发展体育事业，取缔酒精中毒，限制离婚，以及鼓励多子女的家庭，通过了各种法律。

1940年底，著名的天主教徒谢瓦利埃当上教育部长后，重新把宗教引进学校的企图达到了高潮。他在1940年12月7日宣称：“不要上帝的学校今后不会再有了。”反对世俗教育的最重要的步骤是，1940年9月废除了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1940年9月3日废除了1904年的禁止教士教学的法律，并在通过一系列法律和法令后，于1942年4月8日立法规定恢复主教会议的法人地位与合法权利。但是，反教权主义的情绪在法国仍然一触即发，在维希的支持者中也有些重要的反教权主义分子。1941年初，谢瓦利埃被比较温和的卡科皮诺所取代，后者不顾教会的抗议，撤销了谢瓦利埃政策中受到较为强烈的批评的突出部分。

由于维希在政策方面并不是清一色地支持教权主义的，所以天主教教会也并不是一致支持维希，更不是一致主张同它合作的。巴黎天主教学院的八十一岁的院长红衣主教博德里拉是公开提倡合作的唯一的教会知名领袖。圣母升天会主编的那份销路最广的天主教报纸《十字架报》，只谈论宗教问题，尽量避免涉及政治。占领区的各主教在1941年2月致教皇的信件中宣称：“我们的意图是坚决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