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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扮演既中立又结盟的双重角色，使得所有有关各方都能满意，这并不是容易的。萨拉查（虽然他后来在英国和葡萄牙的利益都迫切需要西班牙不参战时给了英国很有价值的帮助）从一开始对中立就采取了最严格的解释。他一方面采取步骤阻止德国渗透，另一方面却又拒绝答应英国政府所要求的若干让步，并对盟国的封锁采取了一项很坚定的方针。但是，就一般公众来说，官方对民众中表露出来的较为热情洋溢或富于和解精神的感情的限制，并不能阻止。葡萄牙人对于盟国、特别是对于英国表现出无可置疑的同情心。对纳粹主义的某些最强烈的指责（即使不指名，也显然是有意识的）不是来自别人，而正是来自萨拉查的一位亲密老友葡萄牙红衣大主教塞雷热拉。罗马天主教日报《呼声报》就是一家较公开反纳粹的报纸（在允许报纸直言不讳的范围内），然而这也并没有能阻止它对民主国家，特别是对美国的批评。这里，就如在葡萄牙人中间常见的情况那样，又把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都看成是最大的祸害了。英、美的谈判家常常发现，葡萄牙甚至比西班牙更难对付。它的经济地位强得多，而萨拉查本身又是一位非常顽强的人，他动辄在协定似乎已告达成之后又重新提出争议。

第三节　1940年的危机

到目前为止，战争（除了关于封锁之外）只发展到马其诺防线，尚未波及葡萄牙。但随着德国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所有这些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变化。从这些国家逃来的难民们吵吵闹闹地要求在葡萄牙容身；有一段时期，德国军队似乎不管有无西班牙的合作都很可能会翻越比利牛斯山而向前推进，其结果势将使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卷入战争；同时，在葡萄牙也有可能发生内乱。葡萄牙在经过一段时期惊慌失措和忧心忡忡之后，成了希特勒的欧洲和英国与美洲之间留存下来的主要纽带。英、美、德、意都有停靠里斯本的航空线，直至1941年12月，美国出口航运公司一直在载客和载货，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只在整个战争期间也都在横越大西洋。里斯本是国际红十字会为其遣送的战俘与拘留犯输送救济物资的主要转运港，红十字会租用葡萄牙船只作最后一段的航行。葡萄牙也成了世界上最繁忙的金融黑市之一，投机者们充分利用黄金和外币的自由交易追求暴利。

对来自交战国的旅行者说来，葡萄牙好象是一块令人难以置信的和平和繁荣的绿洲：没有灯火管制；在战争发生多时之前，一直不用配给卡；商店里摆满了食品和奢侈品，供那些有钱买得起的人尽情享受；旅馆里住满了有钱的难民，他们在那儿消磨时光，直至能订到一张泛美快速班机的座票为止；这里又是各交战国间谍（有真的，也有更常常是想象的）的藏身之地。

法国沦陷以后，葡萄牙政府对中立的解释甚至变得更加严格了（如果那样做是可能的话），并且采取了一切能够抵御进攻的预防措施。大约在战争后的第二年中，军队由战前的四万人增加到了约八万人，土著的征兵额还不算在内。这些人绝大多数被派往葡属大西洋诸岛或殖民地，预计假如葡萄牙自东面受到武力入侵，由于不能长久保卫其本土，政府即将移至亚速尔群岛。据报道已有大量的黄金储备运往美国。

在葡萄牙每隔一二个月就会出现到处流传的新谣言，但是待到这些谣言逐渐消失时，葡萄牙人则往往又沉醉于一种天真的信念中，深信他们无懈可击的中立具有保护作用。据认为，交战双方都不想对它进行干预，因为葡萄牙是太有用了。公众对英国的同情比历来都要强烈。1940年6月初，肯特公爵率领特别代表团参加葡萄牙王国建国八百周年和它在被西班牙并吞后恢复独立三百周年的庆典时，受到了热情的欢迎。英国单独作战的决心激起了普遍的赞扬，据报道萨拉查博士也不例外。人们抢着购买喷火式战斗机募款纪念章，是那么踊跃，以致当局认为还是禁止佩戴这些纪念章较妥当些，就象禁止出租汽车司机悬挂小小的英国国旗那样。在德国使馆提出抗议之后，丘吉尔头像徽章也被禁止了，于是，某个聪明的制造商用一种只有一顶帽子和一支雪茄的图案的徽章垄断了市场。还有更值得记述的是，那么许多的葡萄牙人对英国难民和遭鱼雷攻击的船上幸存者所表现的深情厚意，特别是那些居住在偏僻的渔村里的人民连自己几乎都不得温饱。在那里，天生的仁慈心肠甚至超过了党派关系的推动力。

葡萄牙始终如一地对英国抱有同情，尽管德国进行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