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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反纳粹主义者对公开承认他们并无异议的罪责表现得踌躇不决，唯恐人家利用这一点从政治上来反对他们。他们中有少数人勇气十足地对另一个牧师说：“我们知道，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过去犯了罪，会被人在政治上加以利用。但是我们不应该因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愿说老实话。”

此外，许多真诚的民主主义者和许多最开明的圣职人员对俄国的政策特别敏感，而且很难理解西方盟国为什么那样丝毫不抱怀疑地继续和俄国人合作。

最后的结果是，盟国和那些原可以提供主要帮助的德国人没有搞好关系，这种情况鲜有例外。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也许不是坏事，但却使眼前的问题变得复杂化，特别可能使社会民主党的观点长久遭到歪曲。1945　年5　月7　日这一天只是标志着征服德国的最顺利阶段的结束。德国人民在人力物力上被击败了。现在的问题是能不能使他们在思想上就范。即使说耍人类抛弃辛苦得来的经历是容易的，但这样做首先需要有意志。德国人具有这种意志的并不多，而认识到他们缺乏这种意志者也同样寥寥无几。他们充其量是暂时不作出判断。特别是有那么多的人过去为了反抗戈培尔，对当63　局向他们讲的任何一句话都采取完全讥诮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才能说得他信服呢？

这是占领的基本问题，比军事操练还要重要。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胜利成果将会是昙花一现。

总而言之，事情很明显，许许多多问题将取决于盟国军事管制政府能否成功地管理这个国家，尤其是能否成功地克服明显的物质上的种种困难。没有什么比有能力取得成果这一点最得德国民心的了。然而，在德国人的心目中，成功意味着能给德国一种差强人意的生存条件，所谓差强人意，不是与欧洲其他部分的生活作比较（在欧洲只是部分地实现这一点），而是与德国人过惯的那种生活作比较，以此为根据，一开始就明显地看出，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办不到的，因为在现存条件下不具备成功的基本要素。回顾一下，在德国防止爆发内战，防止传染病和饥荒的蔓延，所取得的成绩可谓不小。成绩的取得，主要归功于盟国一些军官热情的、计划周到的和无私的努力，也主要归功于英美两国的慷慨援助。可是，在这一过程中，德国人却无动于中，他们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事物，忘记了更多地肯定自由民主，否定失败的希特勒。他们很快发现那些在战时一再自称具有许多优越性的人所存在的缺点。生来就不具有民主习性的中欧人，总是要把意见形成的过程误认为是无意义的混乱现象，总是对于一个制度的试验急于求得速效，然而制度的制定并不是为了这样地取得鉴定的。人们可以有许多正当的理由去批评管制当局，但从被管制方面来的批评意见经常可以总括成这么一点，即他们并没有按照德国人本来会采用的方式来处理问题。还有一点，一切实施从本质上来说总毕竟是非日耳曼人的。其次，许许多多问题要依靠一些不仅反对纳粹，而且十分亲近西方人的德国人，去摆脱伤感主义、自悲和自私以及缺乏客观性，这些都是一个战败民族所容易表现出来的特征。能不能找到足够多的具备这些品质的人呢？他们能够摆脱本身左右为难的影响吗？他们能够进入公共生活吗？能够在其中做出成绩来吗？民族主义思想必然要在几年内发展到反对一切“通敌”分子，他们能够在本国同胞中建立起足够的威信而不受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感应吗？既然德国的历史进程阻碍了民主革命的成功，64　民主就不得不在战败后借外国的刺刀来推行，而且在1919　年至1923年，1929　年至1931　年以及1945　年至1948　年这三个时期，既受外国统治又遭经济灾难，这就是德国的悲剧。因而力量对比上的悬殊，一直使民主革命不能成功；有许多人在风险不大的条件下本来是可能乐意支持革命的，但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一直是灰心丧气了。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本章的较前部分，我们分析了一些特性，经验证明这些特性在比较狂热的纳粹主义信徒身上经常表现出来。显而易见，只要这类特性在德国普遍存在，就会出现一种趋势，要求德国的组织制度采用与这类特性相协调的形式，有些心理学家宣称，这类特性的终极原因可以从下述情况中找到：一个严厉和暴戾的父亲对孩子和母亲进行极端的统治，而这个父亲却被认为是理想的化身，孩子必须设法仿效他。孩子在试图仿效他的时候，就要抑制本身所存在的与母亲有联系的温柔感情，而能否成功地仿效父亲，这种疑虑又在他们的内心中产生一种不安全感。这种解释似乎过于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