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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拉伯人和亲阿拉伯的发言人同犹太复国主义者一样，在华盛顿和伦敦也过甚其词地强调他们自己那方面的理由时，克罗斯曼正从伦敦的那些意见听取会（1946年1月25日至2月1日）出来，带着一种“奇特的气愤之感”。他说，他的同事们也有同样的感觉。这种气愤是因某些犹太人所提出的那种双重要求、“双重忠诚”而引起的。这些人不去巴勒斯坦，但期望既把巴勒斯坦划给犹太人作为他们的民族之家，又同时期望“在每一个民主国家里都有一个分开来的、特有的犹太人社会”。他们既主张自己是犹太人，同时又要求人家承认自己是非犹太民族的国家中的公民；“既要忠于他们现在所住的国家，又要忠于他们的民族之家”。委员会的下一步动向，对于他们的情绪和想法肯定是会发生很大影响的，因此，如果这下一步不是按照委员会的权限办事的话，那就会遭到批评了。在规定委员会的各项工作清单中，委员会的授权范围中也提到“在调查欧洲的犹太人难民的处境之前，要先调查巴勒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情况对犹太人的移民和定居问题所产生的影响”。原来的设想是，仔细制定这些权限内的各项工作，就是要按照规定严格执行。可是，由于改变了授权范围指示的先后次序，委员会反而在此阶段先访问了欧洲。这就使委员会在访问巴勒斯坦和中东之前接触了无家可归的犹太难民，遭到巨大的感情上的冲击。他们在德国和奥地利的难民集合地点看到几乎足足有十万名犹太人的幸存者，物质生活条件虽差强人意，但由于长期来在这些地方深受拘留之苦并亲身经历了史无前例的种种恐怖，以致精神状态越来越走下坡路。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就成了抵制这种精神状态的在组织和自我约束方面积极的力量源泉。虽然实际上所有的幸存者首先都渴望在某种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但对其中约有百分之七十的人们——大部分都是从集中营中活了下来的青年人来说，除了以色列的土地（巴勒斯但）而外，其他避难的地方是不能想象的。委员会的权限范围允许它发表一个临时性报告和其他种种建议，因此敏感的克鲁姆提议，委员会应该干脆建议，允许这十万名犹太人进入巴勒斯坦；但委员会大多数成员表示反对：

认为还没有踏进巴勒斯坦，还没有研究当地形势，就接受这么个整数，这会给阿拉伯人以合法控告的理由。大多数英方在员诚然希望对犹太人从东欧渗入这一事实及时引起注意，因为这正在增加向巴勒斯坦移民的压力。两名英方成员，包括两主席之一的英方主席在内，要求英美双方政府注视这个反常现象：虽然来自东欧的渗入正在受到德国美占区的怂恿，而英占区执行的却是阻止渗入的政策。克鲁姆因为他所提出的关于立即建议让移民入境的要求未被接受而恼火了，甚至以辞去委员会的职务来要挟，只是由于杜鲁门总统提出不应有临时性报告或建议的咨文，他的气恼才被平息下去。

在开罗，委员会听取到阿拉伯国家联盟观点的一个不妥协的表态，即：犹太复国主义者除了它在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里处于少数民族地位的权利以外，他们在巴勒斯坦没有任何其他权利；这个表态在3月6日传到了耻路撒冷。

1月17日，贝文通知联合国大会，他的政府的意图要在不久的将来把外约旦变成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予以承认。过去，巴勒斯坦委任统治书第二十五条规定了外约旦的特殊地位，1922年英国就援用了该条规定，说对外约旦不适用委任统治书有关在巴勒斯坦促进建立犹太人民族之家的那些规定，并且以后又说在外约旦不适用英国一外约旦所签订的、有关巴勒斯坦走向自治政府的总方向的各项规定。现在，上述英国政府的意图总算是向前迈出了合乎逻辑的一步。联合国大会托管委员会相应地接受了英国的建议。但是，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者从来不承认外约旦不包括在他们可能建立他们的民族之家的那个地区范围之内；的确，按照他们的名词解释，约旦河仅仅把“东巴勒斯坦”从“西巴勒斯坦”划分了开来，而并不是巴勒斯坦的一道边界线；因此他们强烈抗议使外约旦独立的建议。

1939年白皮书所准许的七万五千名犹太移民到这时已经额满，高级专员根据伦敦方面的指示，谋求同巴勒斯坦政治领导者们就继续移民这件事达成协议，在英美委员会作出新的建议之前，暂时按照每月移民一千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