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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流派——鲁迅、文学研究会影响下的乡土小说，创造社影响下的自我小说，太阳社与后期创造社的“革命小说”，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以及后期浪漫派小说。书和附录论文一篇，对“跨元批评”现象进行了反思。

在绪论中，作者从时间和性质两方面对“现代”概念进行了界定，并由此将中国现代小说分为十大流派、三大思潮。认为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思潮、三条线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互扭结、对抗又相互渗透、组合，构成了许多小说流派的变迁发展。

本书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由于取得了大面积的突破性成就，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199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出版了该书的精装本。

《世纪的足音》：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系“本世纪中国小说的一本论文集”。共收文章24篇，前16篇侧重论述20世纪中国小说的主体色调、发展趋向、创作方法、思潮流派及一些重要的小说现象，后8篇则通过学科状况的回顾，集中探讨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作者认为，文学只有优劣之分，无所谓“过时”或“不过时”，不能认为现代主义的东西一定比现实主义的好，“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那种与真知灼见融合在一起的真切深刻的人生体验和独特过人的文学才华”。对文学上的各种主义，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反对“跨元批评”。在相当于后记的《文学前途之我见》中，面对90年代以来文学所面临的商品化和政治化这两大话题，作者强调，文学要保持独立，提倡献身，拿出精品。一以贯之的质朴文风中显露出一股“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浩然气概。

（此文尚未全部写完，姑且“立此存照”）

陈寅恪对文学史研究的意义

一段时期以来，学术界出现了一股陈寅恪热。许多海内外学者撰文演讲，交口称誉陈寅恪这位学术界“传奇性的人物”，认为他是“本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史学家之一”，以至把他比作金庸小说中的无敌大侠王重阳和金蛇郎君。《陈寅恪评传》、《吴宓与陈寅恪》等著作成了北大、清华等高校书店的畅销书，陈寅恪本人的著作诸如《寒柳堂集》、《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则在图书馆中高效流通，很难借到。一时间，人们耳熟能详的郭沫若、顾颉刚、翦伯赞等历史学家，与陈寅恪相比，仿佛都黯然失色。这股不仅仅局限于历史学界的陈寅恪热对文学史研究界也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就曾专门请刘梦溪先生为研究生作过关于陈寅恪的学术报告。与此相映成的另一个现象是，相当一部分文学史研究者纷纷“由文入史”，倾斜或转移了原来的学术方向，由文学史转入学术史、文化史以至思想史、革命、政治史，尤以近、现代较为明显。这就不免使人产生一系列的疑惑，当前的文学史研究到底发生了或者说存在着哪些问题，对“由文入史”现象应该如何理解，文学史研究的性质究竟何在，文学史研究与历史研究是何关系，陈寅恪的魅力对文学史研究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等等。文学史研究界所经历过的种种“热”实在已经为数甚众，但大多数都浅尝辄止，随即如过眼云烟。这股“陈寅恪热”如果没有与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在经过反思之后达到一种有效的结合，那么恐怕同样免不了沦于读过几本书之后的一种高雅谈资而已。

陈寅恪得到极度重视的原因，归纳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个是他的人格魅力，一个是他的学术魅力。前者被刘梦溪等学者称为“特操”，指的是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从不“曲学阿世”，“逐队随人”，甘为“不古不今之学”，甘作寂寞孤立之人。后者指的是陈寅恪辉煌的学术成就。他“继承和发扬了清代乾嘉学派和欧洲近代研究梵文、佛典的传统，以其深厚的文、史、哲以及语言文字知识，融会贯通，纵横驰骋”，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蒙古史、唐代和清初文学、佛教史考证等方面达到了堪称一流的境界。他的许多成果已经可以称为定论，或者起到了开辟新领域的作用。其实，这两个方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寅恪的人格与学术是断难分为两截的。他的人格主要体现在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学术活动中，而他的学术成就又是在他的人格力量激发下取得的。陈寅恪的祖辈、父辈皆心系华夏兴亡，其祖父陈宝箴出入仕途宦海，以功名入世，其父亲陈三立乃同光体诗派领袖，兼以文学入世，陈寅恪则是以其学术成就来入世，终生不辍。这样的学术大师无论从人格、还是从学术，在文学史研究界的确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