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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方面，网络沸腾的舆论声中，我们可以想象到，绝大多数发言者都是怀着非常朴素的正义感来发表言论的；但我们也要看到，这种民意以朴素的一己之好恶，随着新闻的热炒、事件的升温，渐渐也蒸腾至沸点，往往会灼伤社会的真实性和公平性。

所以，要提倡的是理性民意，而要撇除趋众性的“非理性民意”。

当“郎顾之争”进行到纵深的时候，网络舆论不可谓不盛，但这种一边倒的情境却并不见得会对事情本身有所助益，反而可能由于任意发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妨碍了社会评价的公正。

顾雏军向郎咸平提出了诉讼后，郎顾公案成了网络论坛最热的焦点之一。网络舆论呈一边倒的势头，频频有报刊评论搬出据“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来作引证。

笔者当时正在某地调研，在一线市场的摸爬滚打中，公司只要有任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竞争对手都会拿来无限的放大，危言耸听，以达到打垮科龙、抢占市场的目的。就如郎顾之争这样的事，经常听到经销商或竞争对手的业务员说你们科龙的老板怎样怎样，科龙也怎样怎样。这种不了解事实真相、却爱大嚼舌头根子的风气，令人非常反感。转念一想，网上的舆论不也一样吗？网络舆论只不过是把现实中的言谈搬到网上而已！在不明真相之前，谁都可以上网发个帖子议论一下，至于责任却不必担当。当时，出于对科龙的热爱，也出于对非理性“民意”的担忧，笔者选择了该地覆盖面最广的某都市报，连续发表短评，评析对郎顾公案中非理性“民意”的担忧。

第一篇《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发表在8月26日：

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

学者郎咸平的质疑，一时间引发舆论哗然，被涉及的名企成了众矢之的，一些评论者以“新浪网的民意调查表明，郎咸平的支持率高达近90％”来佐证民心向背。

可惜，这样的“民意”并不能说明什么，相反，它恰恰证明了我国政府大力推行“以法治国”的道路上，无时无刻潜在着的一股汹涌暗流，这种暗流就是非理性“民意”。“民意”加了引号，意思有二：一是这种“民意”的盲目冲动性，完全有悖于“法治”的理性；二是这种“民意”极可能是某有舆论话语权的机构，引满腔热情的群众入毂以达到某种目的的产物。

就这一事件而言，被郎点名的这些企业由于关系重大，还不曾全面作出反应。只有格林柯尔董事长顾雏军作出了强烈反应——起诉的决定。格林柯尔被总结的“安营扎寨、乘虚而入……”七宗罪，怎么看都不像一个严谨、充满实证理性的经济学家的口吻，倒给人一种格林柯尔是盗贼的印象，引起官司也在意料之中。郎的言辞也处处激发观众的共鸣，比如称格林柯尔的律师函在威胁他，虽然这仅仅是个人臆想。在这种情形下，郎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被人们广泛认同的正义的符号，引领舆论走势。

在“民意”这一方，郎完全占了上风。然而，在法治的另一方，事件还只是个开始，毕竟，遭受起诉的郎教授要证实自己的言行确凿，没有言过其实。既然事件未完结，一切有待于司法取证以得出公正判决，就提供给我们两种可能。在这样的前提下，“民意”真的不能说明什么！

紧接着，针对报纸上出现的商榷文章，笔者又写了一篇《“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发表在8月31日的该报上，以为回应：

呼唤理性民意（2）

“郎顾公案”呼唤理性民意

贵报8月29日时评版刊登的某先生《法治社会需要民意》一文，对笔者刊登于8月25日时评版的文章《非理性“民意”不能说明什么》进行了“驳斥”。笔者觉得有必要再阐述一二。

某先生笼统地将笔者意思臆断为“法治是少数专业人士的事，多数人的意见是盲目的”。只是笼统的推断，曲解原意，这种非此即彼的推敲法往往是经不住推敲的，与笔者原文也并不在一个层面上。笔者并无意把“少数专业人士”与“多数人的意见”割裂开来，否定法治社会中民意的重要性。将民意一词加上引号是特指那些非建设性、非理性的宣泄，以与理性民意相区分。笔者针对的是非理性“民意”。

说到此，先来感受一下何为真正的民意。去年的孙志刚事件后，许志永等3位法学博士以公民的身份，就《收容遣送办法》的违宪性向全国人大常委会递交了一份建议书，从而使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古先生所言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也是理性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