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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等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力度的加大，孩子的成本/效用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通过对孩子成本/效用科学估算的社会调查和定量分析，了解社会转型期驱动家庭生育行为的经济、社会、心理等多元影响因素，对于孩子经济成本/效用的全面评估以及提升孩子的数量成本和质量替代效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研究设计和资料来源

本研究的特点一是将直接经济成本项目扩大到租房、买房、结婚储备以及近年日增的信息、通讯、保险乃至婴儿满月酒和子女过生日等费用，并进一步估算他人赠送/资助、学校免费等付出，以更为全面、准确地估算子女抚育所需费用，细致描绘经济成本的结构。二是考虑到上海16岁的孩子大多尚在高一、二就学，不仅需要父母提供抚养、教育费用（近年来教育费急剧上升，大专及以上的升学率也渐增），而且由于市场经济转型中职业流动和不稳定性递增，一些子女从学校毕业后未必及时找到工作，或在职业流动过程中常待业、失业或创业失败甚至破产，家长既要供子女吃穿用，还要操心子女的婚事、结婚费用，有的还要提供给子女开业基金、婚房首付等，本研究将对0…30岁未婚子女的经济成本进行调查。三是除了直接经济成本外，我们还将估算父母生养孩子而影响自身发展或减少收　入等间接的经济损失。

为保证问卷资料的可靠性，本研究采取由调查员入户对父母和30岁以下不在读的未婚子女进行分别访问，而不是以发放问卷并回收的方法收集资料。询问方式以封闭式与开放式相结合，并通过召开多个座谈会和深入访谈拓展资料的深度。

由于受上海市徐汇区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委托，调查样本均来自该区。为满足对不同阶段、性别、年龄的子女以及不同层次父母统计分析的需要，调查样本的抽取采取分层多阶段概率抽样与配额相结合的方法。我们首先从该区12个街道中随机抽出6个街道，然后在该6个街道198个居/村委会中，随机抽取居/村委会共36个，再依次列出孩子出生年不同的对象总数，在各居委会随机选出7种类型（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未婚不在读）的样本各3…4个。由于实际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不尽一致，加上会遇到一些无法接受或拒绝访问者，因此，按比例多选了备用样本。被选家庭中必须有2004年前出生的30岁及以下的未婚子女，共调查成功746户，其中子女处于哺乳期、幼托期、小学、初中、高中、大专及以上和未婚不在读7个阶段的分别有100个样本以上。

由于男性更多地拒绝访问，调查成功的女性略多些，占；被访父母的年龄在24…76岁，均值为岁；教育程度以高中为最多，平均受教育年；年平均收入为34130元；的对象为初婚，3％是再婚，离婚和丧偶的仅占4％；的被访仅生育一个子女。

三、研究结果

（一）孩子经济成本的特征及其转型期的变化

按照以往的研究，1986年北京城乡0…16岁未成年人口的家庭投资分别为17　046元和10　520元（冯立天等，1987）。1995年陕西咸阳农村地区0…16岁孩子的经济成本在3万元左右（朱楚珠等，1996），厦门市0…16岁孩子的抚养费总计为119　829元，其中教育费为17　573元，占总费用的（叶文振，1998）。近年来抚养孩子的经济成本迅速增长并呈结构性变化。

附（2）

1、孕产期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差异较大

据104位2000年7月后生育孩子的被访估算，自妻子怀孕到生育期间，户均共花费13　000元。其中住院生育费为最高，人均近5　000元，其次是营养费和孕产期检查费，人均都在3　000元左右。但从较高的标准差来看，不同家庭的差异仍较大，比如，住院生育费的标准差为±31　300元，最低仅1　000元，最高则达20　000元；怀孕/生育期营养费的标准差高达±37　200元，最低为0，最高达20　000元（见表1）。

由于61％的妻子享受医疗和孕产福利保障/生育保险（人均约为2　100元±2　300元，最高达10　800元），因此，实际上家庭支付的各项孕产期费用人均11　000元左右。此外，孕育孩子的间接经济成本也不可低估，正在哺乳期的母亲自怀孕以来因请假、产假或退职等的间接经济损失人均为10　800元（其中最高达15万元），丈夫的间接损失为人均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