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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他比诺伊弗先出门步行上路了，他没法等到上午再出去。他的确脾气古怪，尽管他可能有着很大的天分，诺伊弗太太觉得。有时候人们得任由他胡思乱想，诺伊弗说，他不喜欢在没有人陪同的情况下穿过舍恩布赫去蒂宾根。

这是发生革命的那一年。可以设想到，他阅读了、听说了很多关于发生在巴黎的各种事件，他也为此而争论过、激动过。1789年7　月，人们将要冲进巴士底狱。在那之前，三个社会等级联合起来了，在重压之下，国王对此表示默许。各种消息传递地很快，并根据政治立场的不同受到了人们的评价。许多的书信、日记和号召制造出一种起义的氛围，一种充满希望而吸引了年轻人的迷醉状态——在他身上，在荷尔德林身上，很难发现这些东西。但是他的环境曾经也一定感染了他，跟他离得最近的人都激情澎湃地参与到这场思想和行动之中。我想的不是诺伊弗和玛格瑙，而是那些他认为跟他联合得尤其紧密的人，施托伊丁、康茨、黑格尔。他们的激情将他卷入其中，然而他也会对他们感到害怕。他不允许任何人长时间跟他走得很近，就像在神学院他就将要逃避那些太过于活跃的人一样。这种行动之中的愤怒，这种公共场合里的作为在他看来都是令人毛骨悚然的。虽然他像所有人那样梦想着人性、公正和自由，并且这些梦想也被写进了他的诗歌里，但是他却懂得非常小心谨慎地将这种理想和征服而来的现实区分开来。不要置身其中，这是儿时的教训。

那些闻所未闻的事件他是如何得知的，对此又有什么反应呢？有没有一些时刻，他能够在此期间吞吞吐吐地重复所有这些新的形式，一起期望，并毫无任何顾虑地寄希望于所等待的人类幸福呢？根据我现在对他的了解，我敢肯定有这样的时刻，只是他有时候一定是被自己吓坏了。他知道，自己能够也必须越过界限去思考和生活——但是和别人一起和为了别人而这样，他做不到。诺伊弗带着极大的关切向他讲述了施托伊丁的“颠覆活动”，而荷尔德林选择了站在自己不能忘记的这个人物的一边，他希望这个人成为自己的朋友，因为这个人，就像他的朋友们通常所是的那样，是一个果断的人，一个懂得将自己的想法和行动结合起来的人，这样的人深得他的喜欢。

给我讲讲关于他的故事吧，他请求道。

读读他在舒巴特的《编年史》里写的东西吧，诺伊弗回答道，那不是我所欣赏的类型，但是那之后却隐藏着一股力量。

他一定读过《祖国新编年史》，也读过舒巴特的诗句“爬上伏尔泰囚室门前的巴士底狱废墟（这些诗句是从巴黎寄给作者的）”。这位病危的诗人将他对启蒙者的兄弟般的追忆和对长久以来所期盼的*的肯定联系起来，这使他感到着迷：“噢，朋友，发自肺腑地感谢你，/为了巴士底狱那悚然的遗迹，/让自由之民那有力的手臂/　将其碾碎了抛弃于废墟瓦砾。//　那阴森恐怖的小间已被毁弃，/　它曾在发霉的夜里将你，噢，伏尔泰，监禁。/这房里已不剩一木、一石、一钉，/　无辜人们的眼泪曾在这里洒倾！//　因此，彼德尔曼，接受我的祝福吧/　因为这，是你送给我的废墟，/它对我来说比宝剑更金贵，/哪怕一位暴君曾用它将自由的人们压制。”

Ⅰ　友谊（11）

我让荷尔德林想我所想：舒巴特最热切地期望，他的禁闭地阿斯佩格的下场和巴士底狱一样，也一片砖瓦不留，而荷尔德林则钦佩这位老人又重新燃起的勇气，他虽然享受着君主的慷慨恩赐，但他头脑中的真相却不能因此而被抹杀掉。

日常生活则是另一个样子，在神学院里他们还不敢公开地谈论什么。大家学习，大家沉默。教授们对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有的一切都必须保持它一贯的样子。而他，他逃亡，杜隆，一位笛子技巧名家在蒂宾根逗留，他在他那里求学，跟他合奏。他很容易便隐退到想象之中，并用他的思想去激活一些人们所喜爱和崇拜的人物，就比如蒂尔。

蒂尔成了受崇拜的人物形象，成了这个朋友联盟里的诗歌精神的化身，诺伊弗朗读了蒂尔的诗歌。而施托伊丁又跟这个故事有关联：他在他的首批缪斯文学年鉴上——对此，席勒感到非常地生气，因为这跟他的年鉴形成了竞争，因此他怒骂这些年鉴成为乡巴佬的产物——刊印了来自施瓦本地区的约翰·　雅各布·　蒂尔的诗，并以巨大的热情引荐了这个极富天分者。蒂尔是蒂宾根大学的硕士，25岁时，也就是1772　年，荷尔德林的“第一位父亲”去世的那年，便早逝了，早逝使他的作品蒙上了一层光晕。像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