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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有一次排完戏，丁、汐、我一直聊到深夜，还不想睡，而且都是为京昆社的将来发愁，为演戏的困难排遣不开。两点多钟，杀到四十二楼一层，从丁屋里蹑手蹑脚地拿出三把椅子，坐在那里用着一种麻木的清醒郁闷。天很黑，但不是万籁无声，时常有从外边刚回来的人，当然起夜的人也不少，由此也可见北大的人是多么的不老实。我们坐的地方正对着夜里还开的那个门，每次有人一回来，就把门开着不关，于是一阵刺骨的风吹进来，让我们一齐激灵灵打个寒战。

我在北大这几年混得比较惨，郁郁不得志。京昆社对于我来说更是一个特殊的地方。有一次我对时建新说：“实际上从我心里，还是和你们这批老社员亲一点，虽然大家都不太爱理我。”想一想京昆社这几年，远了不说，以刘蓉林、王艺、徐鹏、刘昊为一批，以丁智勇、王汐为一批，以李响、闫志为一批，以刘旸、李春亮为一批。我觉得好像第一批和后边几批的分别非常明显，也就是说，在丁智勇、王汐成长起来的那个时代，正好老社员都走了，京昆社是另起炉灶的时代，我算是赶上了丁智勇这一批的尾巴。论时间、论交往，都和后边两批同学多，但是在心里，除了自己这一批的人之外，总是和老社员们更亲一点。无论是拉着王艺、王璇叫姐姐，还是赶着徐鹏、刘昊叫妹妹，都有一种想让人家加咱们玩的心态。我希望刘旸同学在看到这一段时不要说一句：恋母情结。

也许这是一种常态，可能后边那些同志们还对想对我亲一点呢（谁说我臭美我跟谁急）。当然我不知道后来的同志对我的印象是怎样，但刘旸对我的第一印象我是知道的，在此不便转述。

上述前丁、汐时代与丁、汐时代的特征差别还在于，前丁、汐时代的人大多很内行，唱功也很好，而丁、汐时代的人大多唱功不佳，半内行和像我这样的外行居多，而“痴迷”的更少。可以想想，从《大登殿》的时代直到现在，除了徐鹏和刘老师，唱功就指着丁、汐两人。虽然李响同志和闫志同志成长起来了，但毕竟还是差着那么一点，旦角除了刘旸这个小花旦之外简直就没人了。这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落下的毛病。掰着手指头算算，我们这一届，我自己不必说；田媛同志、陈旻倩、郭晓琪两位贤妹也是或根本不唱，或唱得荒腔走板。往下数，李响、闫志不必说；徐添同志是肯定不唱了，李春亮有潜质但还没开发出来，刘旸不用功，孙丹贤妹近来有很大进步，但想挂个头牌怕还得等些日子。唉呀，越想越担心，“京昆社四大青衣一人一段大慢板”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但长此以往，等丁、汐一走，没有头牌老生青衣的京昆社如何演戏？如果到时候真没人才了，恐怕只能看张先生的调教了。

前丁、汐时代与丁、汐时代的特征还有差别之三，差别之四……总之我觉得，丁、汐的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而这个时代，恐怕要随着我们这批人和丁、汐那批人的离去而结束。

六

京昆社排戏的疯狂在今年春天毫无保留地凸显了出来。三个月排大小七出戏，专业剧团也不过如此了吧。张先生顶着大太阳一天一天地往这边跑，角儿们也都置办了自己的行头，每一天都离不开排戏，真够敬业的。

但是我忽然想起来，在练功方面大家可是不这么勤快，比如每天早晨的喊嗓子。前年把早晨喊嗓子这个光荣传统恢复了之后，到是一直保持下来了，就是人一直不多。有很多时候都是只有一两个人，好像只是向外界宣告：京昆社在此，京昆社还是有人不睡懒觉的。我还记得第一次张先生也来了，四点多就起了床往这儿赶，告诉大家如何喊，如何用气，如何练腰腿。我记得写在他脸上的心气儿和精气神是什么样，当时也还是颇有几个人不睡懒觉。但一两个学期之后就完了，只剩一两个人。从最早的王汐、田媛天天必到到只有王汐一人支撑，到只有李响一人支撑，嘿嘿，不太像话。在这其中最应该受批评的就是丁社，戴着头牌老生的大帽子，而且还肩负着带着师弟师妹们喊的重任，总是说来不来。那次他和大宗师头天晚上起誓发愿早晨一起去喊嗓子，结果快九点的时候在学三吃早点时遇见了，二人相视一笑，什么都不说了。像这种事情以后绝不许再发生，大家来一起批判一下丁智勇，那个叫大宗师的由我去说服教育。

千年元旦通宵记（8）

当然，我们还是有勤快的地方，比如说每年年终的吃通宵饭。

第一次通宵让我终生难忘。那次我唯一一次见到了李可宁同学，第一次见到了王璇姐姐，第一次见到了徐鹏妹妹哭，第一次看见了王艺姐姐对她那种大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