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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在内蒙古出生长大，中学在百年名校南京师大附中度过6年青涩岁月，大学在北京外交学院，1993年考入中央电视台体育部。我做这行是一个偶然，有人夸我做得不错，也有人骂我做得不好。孟子早说过，做人，肯定“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我的信条是：何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在外交学院学习的4年，课程涉及外交、政治、历史，很多主要学科是用英语上课。所以，后来我写新闻稿或处理一个新闻素材，一定会让它符合国际新闻的潮流和标准。我从大学二三年级就开始了做导游的经历，按现在的说法是参与社会实践。这段经历让我面对生人说话不紧张，说好听一点叫比较自信，适合做大众传播。

我进中央电视台时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背景，1994年体育部开始启用一批新人，电视体育节目也在开始一个划时代的变化，和以往对比没有太多的参照。那时大家对我们的要求不太高，观众比较宽容，对新生事物的出现很欢迎。几年以后再来一批新人的时候，大家就会拿我们作参照，标准就高了，要求也比1995年、1996年苛刻了。

1995年美洲杯，我第一次在直播节目中解说足球。第一次现场解说重大比赛是1996年欧洲杯，在温布利球场解说英格兰与苏格兰的比赛。温布利球场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颇有历史渊源的对抗、第一次感觉到欧洲赛场的气氛，这些因素都让人如痴如醉。

有感觉的人这时候根本不用思考自己在说什么，就像被通了电一样，用白岩松的话说这叫高峰体验，用时下流行的话叫high了，那种自如的状态就是high了。我在1996年欧锦赛一炮走红，以至于有国内媒体喊出：体育解说的新时代开始了！

1997年中国队参加十强赛之前，我参加了一档谈中国足球的《体育沙龙》节目。节目录制过程中，我拿出一面观众寄来的国旗介绍它的来历，突然感情失控激动地哭了。虽然只是很短暂的啜泣，但依然让我感觉足够丢脸。事后想来，大概是觉得自己虽然已经解说了多场国内外重大足球赛事，却仍然不能如愿参与中国队在世界杯预选赛关键场次的转播，十强赛一场也没有让我解说（原因我至今也不知道，也不想再去问个究竟），难免抑郁难平吧。这件事情引起很多人的议论，人们纷纷猜测……

这就是我在足球这个江湖中投入的感情，不能理解我的人至今仍然认为我是在作秀……

足球据说也是一部大书。

也许足球真是这样，那么，我们一大半球迷可算是书评家，具有书评家的本领，无须看得几页书，议论早已发了一大堆，书评一篇一篇写完发表。

但是，世界上还有一种人。他们觉得看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写书评或介绍。他们有一种业余消遣者的随便和从容，他们不慌不忙地浏览。每到有什么意见，他们随手在书边的空白上注几个字，写一个问号或感叹号，像中国旧书上的眉批，外国书里的marginalia。这种零星随感并非他们对于整部书的结论。因为是随时批识，先后也许彼此矛盾，说话过火。他们也懒得去理会，反正是消遣，不像书评家负有指导读者、教训作者的重大使命。谁有能力和耐心做那些事呢？

假使足球是一部大书，那么，我所做的工作只能算是写在人生边上的。这本书很大！一时不易看完，就是写过的边上也还留下好多空白……

恕我不敬，借用钱钟书先生《写在人生边上》的序，改写出上面这段话当做本章的旁白注解。

时空再次转移到2001年。

众所周知，2002年中国队参加了韩日世界杯，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表现暂且不说。在2001年，中国队能否代表亚洲出线，是举国上下的热点话题。

2001年夏天，中国队已从亚洲区小组预选赛中出线进入了亚洲区十强决战。在曼谷，十强分组抽签，中国队和卡塔尔、阿联酋、阿曼、乌兹别克斯坦分在B组，沙特、巴林、伊拉克、泰国、伊朗分在A组。

这次是中国足球冲击世界杯最好的机会，韩国和日本作为东道主直接参加世界杯决赛阶段的比赛，而且十强赛分组的结果使中国直接避开了亚洲实力强劲的伊朗和沙特队。因此在中国队打进2002年的世界杯之后，连某些足协的官员都戏称中国队是“抽出亚洲”了。

与此同时，我的人生道路上也上演了同样富有戏剧性的一幕。

早在2000年，有一天，央视体育中心的秘书通知我，有一个公派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