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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后来到了南宋所写的军事论文《美芹十论》和《九议》见微知著，灼见古今。

《美芹十论》中如审事、察情、自治、致勇、屯田、防微等篇章，指出和战之间充满偶然，种种超出常情的地方，其认识深入骨髓，就像后来的克劳塞维茨所说战争是一种艺术，但它绝不是常规艺术。辛弃疾说：“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狞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之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啮，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犹不可以不察。”

他的《九议》中更论述了处于劣势和危机当中的反攻之道，以及破解危局的战略战术。冰雪聪明，智数超群，真切可用。可惜南宋当局优柔寡断，将之忽而解职，忽而启用，拖沓多年后再想利用他扳回大局，他已垂老病笃，令人扼腕叹息。

朱熹由衷钦佩、赞叹辛弃疾颇谙晓兵事，并在著作中引用了他诸多论兵的段落。另外，程泌有一篇2000字的给朝廷的奏对，通篇引述论证辛弃疾的用兵思想。其中说道，中国之兵不战自渎是从李显忠开始的，百年以来好几代人了没有人去纠正它，而辛弃疾认为，应以正规军驻扎长江边上，以壮国威，如果要主动北伐，则必须征集边疆土人加以精强训练，因为边区地方的人从小骑马射箭，长大后或驰骋或攀援，体力非内地人可比。至于当时江南一带水田里做工的农民，好像对战斗的场面非常惧怕，很难训练为进攻的先头部队。边疆的壮兵招来以后，要单独分成多个小团体专门训练，不要和官军混杂在一起，一旦混杂其战斗力又要大打折扣了。官军习性，一有警报就彼此相推，一有一点小功劳大家都去争抢。

部队构成，雷海宗先生以为，欲振兴武德，必实行征兵制，征召良民当兵，尤其是一般所谓的士大夫都人人知兵，人人当兵，方可使中国臻于自主之境（《中国的兵》）。

此说自然是不错，但兵要自立，须赖国家政体上轨道，使国民为公民，有其权利保障制度，这时的兵源，应无谓良民、刁民，因为在一个专制社会，就算大量良民入伍，兵的问题看似解决，但剩下不少的刁民、惰民，必因天性、生存滋生事端，岂非社会之祸？

这个问题，笔者较服膺吕思勉先生的论断，他说，募兵之制，虽有其劣点，然在经济上及政治上，亦自有相当的价值。天下奸悍无赖之徒，必须有以销纳之，最好能惩治之，感化之，使改变性质。只有在营伍之中，约束森严，或可行之。

他们性行虽然不良，然若能束之以纪律，则其战斗力，不会较有身家的良民为差，或且较胜之（《中国文化史？兵制》）。

此说实有灼见，近年美国电影，表现越战，及非洲平乱，多有叙写囚徒、服刑者，犯禁者、有案在身者，性情桀骜不驯者，搏命突击，其锋锐不可当。此类人物往往“能打”，使人刮目相看，可证吕先生观点之明睿。

从蒋纬国回溯辛弃疾（21）

自然，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统率此类人物，必得心胸博大、手腕超卓之将领，能从心理上使之征服，此事又属可遇不可求。

蒋纬国、辛弃疾正是这样不可多得的军中帅才。

辛弃疾指出了中国部队的致命弱点，显然他力主编练特种部队，他从根本上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构成，其着眼点在成分纯洁决定其战斗力。辛弃疾也极为重视谍报和情报的意义，他又对写奏对的程先生说，情报间谍是部队的耳目，胜负的关键和国家的安危都与其有关。他拿出一块锦缎方巾给程先生看，上面都是敌人的兵马数量、驻扎的地方，还有大小将帅姓名，这些情报的来源费了4000贯钱。他自己解释说，派遣间谍必须有参考和旁证，即不能是孤例，这样的情报才可能真确而非欺诈，显然他考虑周详，注重情报的质量，讲究单线、复线的真实性。

南宋当局曾经优柔寡断勉强出师和金人作战，结果是一败不可收拾。这位程先生说，在大战的两年多前，辛弃疾就贡献了他种种战略战术，可是没有真正加以运用，结果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当时招兵买马也毫无策略可言，正规军和民兵混杂不分，结果在败退中还互相砍杀。另外负责警备点燃狼烟的士兵，一听到警报丢下工具就跑，导致部队仓皇迎战。

辛弃疾所担心而要从根底上改变的军事颓势，其实到了近现代，还有一次触目惊心的重演。那是刘文辉的军参谋长巴人先生所回忆，时在1934年，西康又发生一次内战，那是西康土人先向刘文辉发起进攻。主战场是在甘孜一带。“不要小看那些西康土人不懂战术，他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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