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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时期，基本上还是“祸水之命”，不管是不是男人荒淫，反正错都在女人。

到了嬴政的时代，中国好不容易统一了，对于女性的要求却更加苛刻。秦始皇振臂一呼：“妇女同志们，你们得好好伺候你们的老公。”于是，天下男人们就更加放心大胆地蹂躏女人。当然，我们不必替古人担忧，那时候的女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规定，她们的潜意识中就已经认定了自己低于男人的事实。

社会在历史的车轮下不断进步，对女人的约束反而更加严重。在汉朝，女人必须从一而终，即便是老公残了、废了、ED了，甚至是死了，都不能妄想和老公以外的男人咋样，改嫁那更是万万不可，这叫贞节。一个“节”字便扼杀了女性对感情生活的全部向往，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性这个话题被逐渐封闭。

倒不是说古代没有爱情，只能说在远古社会，爱情一般都是肉体的殉葬品，在繁衍子嗣面前一文不值。在三国期间，也有过一段被广为传颂的爱情故事。它发生在曹植与王妃甄洛之间。甄洛是曹植兄长曹丕的老婆，生得倾国倾城、国色天香。这位王妃与小叔子曹植之间的幽怨爱情，不能说是最早的但却是最著名、最凄婉的精神出轨。

甄洛原本是袁绍的儿媳，后来邺城一战中被曹丕抢了去。得到美人的人无奈却难获美人的心。曹丕为了立嗣之事性情狂躁，使曹丕甄洛关系不妙，再加上甄洛对曹植的文采赞赏有佳而属意曹植，这令曹丕更加愤恨。曹丕对甄妃的冷淡使得甄妃对曹植的爱更加神往。曹植比甄洛小10岁，但两人的感情却没有因此而受阻。然而，这段姐弟恋注定不能终成眷属，他们是叔嫂，而且中间还隔着一个王位。除了远远地观望彼此，还能做什么？后来曹植几经*，整日以酒相伴。甄洛本可以母仪天下，却几次拒绝曹丕立后之意，不久也溘然长逝。曹植思念之下写就的那首《洛神赋》却成了精神出轨的经典记录，传唱千古。

精神出轨在曹植和甄洛的演绎下变成一段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两人从未做过逾矩之事，不过是在心里挂念对方。相比现代的精神出轨，倒是多了几分悲情。

到了唐朝，由于女性政治家的出现，爱情也破茧而出，变得唯美起来。众所周知，唐朝女性服装十分开放，从最初的交领、直裾到后来的圆领、大襟，女性服装逐渐趋于*。到了晚唐五代，女性服装更加露骨，衣衫薄如蝉翼，肌肤隐约可见。

在这个时候，民间出现了不少凄婉的爱情故事，文学作品中也突现许多讴歌爱情婚姻的诗句，像白居易的“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元稹为亡妻写的“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除了唯美的爱情，对于风月和性的谈论也相对开放，不少文人墨客都喜欢在风月场所“卖弄”文采，于是就有了“胡姬招素手，醉容延金樽”、“细雨春风花落时，挥鞭直就胡姬饮”的佳句。除此之外，唐朝还出现了很多关于性学方面的著作，有《房中术》、《玉房秘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

不过可惜的是，唐朝对于爱情、婚姻以及性的歌颂的风气并没有流传下来，而被宋朝的“存天理，灭人欲”所替代。宋朝兴盛的朱程理学特地强调了男女授受不亲的观念，别说性了，就是淳朴的爱情也会受到压制。

朱程理学不仅控制了宋代，也影响了后来的元明清。在这一千年间，性学方面的著作被禁，甚至被大批量焚烧。不过，尽管统治者极力禁锢，民间还是流传着许多关于性的书籍和春宫图。

人的欲望是无法被真正压制的，性问题永远不可能销声匿迹。

结束了五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国迈入*社会，传统性文化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在西方传统意识流中，性是世界万物的源头，十分神圣。但是，西方对性也有传统的道德约束。不要以为一提到西方，就是性开放、性自由甚至是性混乱。跟中国一样，西方性文化也经历了种种考验和磨炼。西方是个拥有宗教信仰的世界，人们除了受到道德、法律的约束，还必然受到来自宗教的束缚。在基督教中，最纯洁的性就是用来繁衍生息，除此之外都是丑陋、罪恶的。这种“唯生殖论”，让性蜷缩在生殖范围中，排斥了人体对*的享受。

同中国传统的性理论一样，西方规范性行为的方式也是从女性入手，营造出绝对的父权家庭。在一段婚姻中，女人只能从属于男人，夫妻关系并不平等。基督教中的性道德规范亦是为男权服务。女性只能跟有婚姻关系的丈夫发生性关系，否则就会被视为犯罪。可男性就不一样了，只要不跟别人老婆通奸，其余单身女性都可以是性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