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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序

谈及巴尔扎克，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的《高老头》、《欧叶妮…格朗台》、《幻灭》，而《邦斯舅舅》恐怕就要稍逊一筹了。然而，我们却读到了也许会令中国读者意外的评论。安德烈…纪德曾这样写道：“这也许是巴尔扎克众多杰作中我最喜欢的一部；不管怎么说，它是我阅读最勤的一部……我欣喜、迷醉……”他还写道：“不同凡响的《邦斯舅舅》，我先后读了三、四遍，现在我可以离开巴尔扎克了，因为再也没有比这本书更津彩的作品了。”二十世纪文学巨匠普鲁斯特也给《邦斯舅舅》予以高度的评价，称赞作者具有非凡的“观察才能”，整部作品“触人心弦。”可见《邦斯舅舅》确实是一部非常耐读的小说。

读《邦斯舅舅》，可以有不同的角度。

一部传统的小说，自然可以用传统的方法去解读。让我们着重看一看《邦斯舅舅》中的主要人物邦斯舅舅。

邦斯舅舅是个旧时代的“遗迹”。小说一开始，便以极富象征和概括性的手法，为我们描绘了他那悲剧性的外表及这外表所兆示的悲剧性的命运。

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巴黎，那是七月王朝统治时期，法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正经受着激烈的动荡。贵族阶级逐渐没落，资产阶级政客、大银行家，投机商和大批食利者占据了法国的政治和经济舞台，而邦斯舅舅在这个时代的的舞台上是显得那么格格不入：他“衣着的某些细微之处依旧忠实地保留着一八○六年的式样，让人回想起第一帝国时代。”这个“又干又瘦的”老人，“在缀着白色金属扣的暗绿色上衣外，又套着一件栗色的斯宾塞！……一个穿斯宾塞的人，要知道在这一八四四年，不啻于拿破仑尊驾一时复生，”怪不得他一出场，巴黎街头早已麻木的无聊看客也不由得发出寒义丰富的微笑，带着讥刺、嘲弄或怜悯：他“身上无意中留存了某个时代的全部笑料，看起来活脱是整整一个时代的化身”，“就像人们说帝国式样家具一样，毫不犹豫地称他为帝国时代人物。”

这位“帝国时代人物”，原本是个颇有才华的音乐家，他的曲子还获得过罗马大奖。当初，国家把他派往罗马，本想把他造就成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可他却在那儿染上了古董癖，还“染上了七大原罪中恐怕上帝惩罚最轻的一桩：贪馋”。

一方面，邦斯那颗“生机盎然的心灵永不疲惫地欣赏着人类壮丽的创造”，在收藏和欣赏人类的艺术创造中得到慰藉和升华；另一方面，他那张挑剔的嘴巴充满嗜欲，腐蚀了他的气节，那“嗜欲潜伏在人的心中，无处不在，在那儿发号施令，要冲破人的意志和荣誉的缺口……”

从表面看，似乎是邦斯犯的那桩原罪——“贪馋”把他推向悲剧的道路，由一个具有艺术追求的音乐家“沦落到一个吃白食”；养成了“吃好喝好”的恶习，“只要能够继续活个痛快，尝到所有那些时鲜的瓜果蔬菜，敞开肚子大吃（话虽俗，但却富有表现力）那些制作津细的美味佳肴，什么下贱事都能做得出来”。他不仅为满足自己的贪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丧失了独立的人格，而且还被腐蚀了灵魂，“对交际场上那些客套，那些取代了真情的虚伪表演全已习以为常，说起来恭维话来，那简直就像花几个小钱一样方便”。

然而，这仅仅是邦斯人生悲剧的一个方面，一个非本质的方面。他的悲剧的深刻原因，在于他的“穷”，在于他与他的那些富有、显赫的“亲戚”根本上的格格不入。一个在一八四四年还穿着斯宾塞的“帝国时代人物”，偏偏又生活在一群七月革命的既得利益者之中。在他身边，有法国药材界巨头博比诺，“当年闹七月革命，好处尽让博比诺得了，至少与波旁王族第二分支得到好处不相上下”；有“不惜牺牲自己的长子”，拼命向政界爬的老卡缪佐；有野心勃勃一心想当司法部长的最高法院庭长；有公证人出身，后来当上了巴黎某区区长，捞尽了好处的卡尔多。邦斯担任乐队指挥的那家戏院的经理，也同样是个典型的资产阶级暴发户。

从本质上讲，邦斯是个艺术家。只有在艺术的天地里，他才拥有青春；只有与艺术交流时，他才显得那么才气横溢。在乐队的指挥台上，他的手势是那么有力；在他的那间充满人类美的创造的收藏室里，他是那么幸福。对于艺术和美的创造，他是那么一往情深。他“爇爱艺术”，“对任何手工艺品，对任何神奇的创造，无不感到一种难以满足的欲望，那是一位男士对一位美丽的恋人的爱”。甚至，当他因为得不到爱而绝望，投入到“连富有德行的僧侣也不可避免的罪过——贪馋”的怀抱时，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