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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答案的问题

我所遇见的每个人都会问我这样一个问题：为何来中国？他们总是提出同样的问题，似乎我的这个举动有悖常理，抑或是出于某种特殊的缘由。时至今日，他们仍旧是不厌其烦地向我提出这个问题。而事实是，我确实无法回答。因此，我就编造一些答案，来应付这些提问者。

在学生时代，我当过导游，接待美国游客来中国旅游。他们总是问我：为何要来中国。我告诉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于是，他们就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替我自己作了一个回答，说什么“我肯定是传教士的孩子”。我说父母不是传教士，他们却偏不相信。过了一会儿，我只好对他们说我是传教士的孩子。

后来，我做了律师、商务顾问、作家、咨询师、评论家，于是，凡是同中国息息相关的事，大家都来征求我的意见。在对所有这些发表了评论、接受了媒体采访、开完了董事局会议以及和那些每年都来考察中国的CEO们见面之后，这个问题总是又一次摆在我的面前：你为什么来中国？

我依然无法回答。但他们却坚持认为：一定有答案。任何一件事都必定有答案，否则市场经济就会垮台。如果没有答案的话，我们就无法出售那些提供直接答案的书籍以及为解决各种问题而研制的产品。诸多有关宗教的书籍、音像制品以及多媒体产品，这些东西都是你所需要的答案，只不过这些答案需要你花钱来购买，要使用信用卡或者通过互联网来支付——因为互联网是如此的方便快捷。因此，不要告诉我没有答案，一定有答案的，而且答案必定是白纸黑字、一目了然、易于阐释，还要利于包装，能授予专卖权并分发给所有正在对同一个问题寻找答案的人。

不得已，我杜撰了一个答案。我对他们说，我1981年到中国，完全是受了埃德加？斯诺和韩素音的启发和鼓舞，来寻找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只不过我找到的却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那时，当我发现每个中国人都在忙着赚大钱以致不再提及毛泽东的时候，我就留在了这里。这个回答总是屡试不爽，让人欣然接受，尽管那些听到这个答案的人心里会认为我一定是为了赚钱才留在中国，但这个回答听起来合情合理而且容易被接受，因而也就变成了一个固定答案。可实际上，我并没有答案。

时至今日，我仍旧没有答案。现在我对中国已经感到厌倦了，因为我对她已经颇为了解了，每个人都在忙着挣钱、想钱、谈钱，纯粹为了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而活着，他们现在似乎被金钱崇拜折磨得苦不堪言。为获取金钱，人人都在经商并且乐此不疲，买空卖空，进而获得更多的金钱。今非昔比，中国已经不再是22年前我初来乍到时的那个样子了，而我也并非为了要看这种情况才来中国的。

如今，北京已不再是原来的北京。先前绿树成荫的街道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水泥路面。古老的大片四合院几乎也荡然无存了，取而代之的是钢筋水泥的高楼大厦。除去拥堵的交通和水泥建筑之外，似乎一无所有了。而市政府居然还以这些钢筋水泥的建筑而颇感自豪，因为这看起来像美国，于是乎他们就不断地在这些水泥上加盖更多的水泥建筑，不遗余力地使这座城市看起来更像美国。

人人都打电话向我讨教如何在中国大赚一把。据我猜测：欧美的生意人已经发现他们可以向中国出口水泥。我的电话成天地响个不停，丁零零，丁零零……有时候，这些给我打电话的商人对我没有查阅他们发来的电子邮件而感到颇为不爽。他们总是期待着我一直守候在电脑前等待接收他们给我发来的邮件，仿佛我的生命就应该被镶嵌进一部电子设备里一样。我自己宁可率性而为，不用等待什么。因此，我告诉他们不要总是没完没了地给我发邮件，因为我不会为了等待他们的邮件而守候在计算机旁，我不愿让自己的生命在无休止的查看、期待以及回复邮件中磨光耗尽。我不大能够相信生命会被压缩，进而沦落为一条简单的数字化的电子信息，而这些信息往往错误百出，有时甚至连拼写都不正确。

于是，他们转而采取了打电话的方式，而我的手机就一刻也不得安宁，一直铃声不断，这吵闹的手机铃声令我心烦意乱，喋喋不休的通话使我长期陷于莫大的压力之中。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我把我的手机号公布于众，而后就关掉手机，接着又更换了新的号码。尽管如此，这一问题依然没能得到解决。

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质问自己：“我到底在这儿做什么？我究竟为什么要来中国？”不久之后，我做了一个梦，在广袤无垠的西藏草原上，成群结队的西藏野马（雪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