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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问我我家在哪里，他把我送过去。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下着大雨，我们一起躲在楼底下避雨，等雨小一点就冒雨去了我的父母家，妈妈一开门看到我，吓了一大跳。从上海到香港，只收了一百五十元港币，还帮我拿了香港的身份证。这是我这辈子花得最值的一百五十港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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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之后，家中地方很小，妈妈马上带我去买了一张行军床，晚上打开睡觉，白天收拾起来。然后我就到处去找工作，做过很多杂工，最累的就是风镐，当时香港普遍的工资是一天三块钱港币，但是风镐可以达到一个小时两块钱。我身体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工作四小时，时间再长了就吃不消了。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4）

当时从各地来香港的年轻人非常多，我们当时联系到的就过千了，这种联络一直维持了二十年之久，这些人后来有的成了台湾大学的校长，有的成了著名的教授，有的成了很出名的出版商，大家各自忙，也就很少联系了。我喜欢看书，那时我跟他们说香港报纸上的那些小说我也会写，他们都不相信。结果我花了一个下午，写了一篇一万字的小说，投稿到《工商日报》。我是七月份到的香港，九月份写的那篇小说，十月份就发表出来了。前年我回来的时候，香港的记者真是本事大，竟然把那个小说找了出来。我自己看看：哇，这样规规矩矩的文章竟然也能写得出来。当时文章登出来，通知我去拿稿费，我以为只有十块八块的，结果给了我九十块钱。报馆的人跟我讲：“你的文章有一万字，但是我们删改了一些，剩下九千字，一千字十块钱，满意不满意？”我当然满意极了，问他们这样的文章还要不要，他们说需要的，让我继续写。我这才觉得原来写东西也可以做为谋生的手段。写一篇那样的文章，太容易了！

后来我就到处去投稿，从我第一次投稿到现在为止，从没有被人家退过稿。1959年，《文汇报》上面讨论一个小说，因为《文汇报》是一个左派报纸，他们拼命批评一个小说，我就为那个小说打抱不平，结果我的文章也被登了出来，我连稿费就不敢去拿。

写到后来，我经常给有家叫《真报》的报馆写稿，《真报》的社长找到我，他说：“你不如来我们报馆帮忙好了。”我说：“好啊，我反正没有事情做。”那时候的报馆很简单，总共五六个人，一个社长，一个采访部主任，旁边就是字房。我问社长：“我做什么？”他说：“什么都干，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好了。”比如说采访部主任要一杯咖啡，我就跑下去给他买；字房里说副刊少三百字的影评，我马上就要写三百字的影评，尽管电影连看都没看过；甚至社长出去应酬，要六百字的社论，我也要马上写六百字的社论。报馆一个月给我一百一十块钱，可以维持生活了。当时我半个月发一次薪水，五十五块钱。那时候字房的工人生活很苦，每个月要靠借高利贷生活。我看不过眼，就跟字房工人说：“你们真是要借的话，向我借好了，我不要你们的利息，甚至也可以不要你们还。”高利贷很厉害的，借一百块钱，每天要还五块钱还一个月；还有一种是九赊十三归，就是你借一百块钱，他们只给你九十块钱，但是到了月底还账的时候要还一百三十块。我离开香港十几年，前年回来，走在大街上有人见了我就跟我拥抱，一报名字才记得他是当时报馆字房的工人。

当时台湾有个叫司马翎的很出名的作家，在《真报》上连载武侠小说，写着写着，稿子不来了。我就跟社长说：“这种小说，老实讲我写出来比他好。”社长不相信，我就说：“先续下去再说，因为他的稿子可能会来的。”续了两个星期，不仅没有人看出来，而且读者的反应好得不得了。后来司马翎来了，大发脾气：“谁敢续我的小说？”我说：“谁敢啊我敢。”司马翎和我同年，那年他二十来岁，他看了我续的内容，笑着跟我说：“续得很不错。”我说：“岂止很不错，简直是写得比你好！”司马翎气得要死。

倪匡：被一阵风改变的人生（5）

后来他不写了，社长说干脆你开一篇新的好了。我就开始写，三块钱一千字，一天两千字。简直太好了！你想想那是多么容易的事，半个小时都不用就可以写两千字！

这篇小说发出来之后，一个月内有四家报馆找到我，要我给他们写武侠小说。金庸差不多就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找到我，让我给《明报》写。他给我十块钱一千字，每天写两千一百字。到了月底，我拿到六百三十块钱的稿费，我第一次拿到一张五百块面额的钞票。我和老婆拿着那张大钞笑了半天，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