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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某项工程能使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都得到最大增长，那么该项目就会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当然，我还必须提供各种数据证明：如果该国建设这个项目，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提高几个百分点，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所有这些工程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都能为大承包商牟取暴利，让债务国中一小撮有权有势的富裕家族满心欢喜，这就保证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长期依赖美国，在政治上效忠美国。贷款的数目越大越好。不过，债务国里那些数十年来被剥夺了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国民，本已不堪重负的肩上，又背上了累累债务，然而经济发展预测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克罗汀和我公开地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的骗人本质。打个比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最终只是让少部分人受益——比如拥有一家公用设施公司的人，而其他的民众则会背上沉重的债务。是的，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提高了，财富也确实增长了，但是财富只会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然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

和普通的美国公民一样，美因的员工都深信，我们建造发电站、高速公路和港口，实际上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媒体不断宣扬，我们美国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最近几年，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既然他们还要到美国领事馆门前游行示威，焚烧美国国旗，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从他们的国家撤走，让他们永远呆在贫穷的地狱中呢？”

说出这种话的人，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怀里揣着高学历证明的人。可是，这些人却不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国设立领事馆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在20世纪后50年，那就意味着将美利坚合众国变成全球帝国。尽管他们拥有怎样的学历资格，实际上都与18世纪的殖民者一样粗野无知——将为保卫自己土地而奋战的印第安人看作是“魔鬼的仆人”。

几个月之内，我就要被派遣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当时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穆斯林国家，同时共产主义运动在这里也非常活跃。

“这是紧跟越南之后的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克罗汀是这样形容爪哇的，“我们必须把印度尼西亚争取过来。如果他们站在了共产主义那边，好……”她把一根手指在喉咙上一横，甜甜地笑了一下，“让我们这样说吧，你必须为爪哇经济发展作出乐观的预测，阐明在新的发电站建成和输电网络铺好之后，这里的经济将是何等的繁荣。那样，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际银行就会认可他们的贷款。当然，你也将得到不菲的报酬，你还可以继续到边远的地区跟进其他项目，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购物车。”接着她告诫我，这活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银行的专家们都会盯着你，他们的职责就是寻找你预测中的漏洞。”

有一天，我提醒克罗汀，美因公司派往爪哇的团队除了我还有其他10个人。我问她是不是这些人也接受过和我一样的培训，她断然否定。

“他们是工程师，”她说，“他们设计发电站、输电线路和配电站，建设便于输送燃料的海港和公路，而你才是预测爪哇未来的人。你的预测决定了他们建造的这一切是否重要——也决定了贷款的数目。你明白了吧，你才是关键。”

每次当我离开克罗汀的住所时，我都会想我所做的究竟对不对。但在内心深处，我想我是错的。每当想到这些，从前所遭受的挫折感就萦绕心头。而美因公司似乎给了我从前不可企及的一切，可我不断问自己，汤姆　&amp；#8226；　潘恩会不会赞成我的做法。最后，我说服了自己，因为只有我亲身经历了才能了解得越多，才能在以后揭露真相时越清楚。

我和克罗汀讨论了这个问题，她满脸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别傻了，你以为你踏进这道门槛后，还能走出去？”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还是让我吃了一惊。离开她的寓所后，我从联邦大道晃荡着走到达特茅斯街，我不断对自己说：我会是一个例外。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克罗汀和我坐在她家窗边的长椅上，看着大雪飘落在培根街上。“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少而精。”她说，“我们得到了钱——很多的钱——因为我们从那些国家里骗取了不计其数的钱。大致上你的工作就是去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将他们国家纳入到美国的产业利益发展网络之中，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为了满足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