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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曾有的帝国都崩溃了。如果我们继续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我们也会崩溃。希望这本书能唤醒一部分美国舆论的良知。

新世界史观、金融霸权与大国兴衰

韩毓海：新世界史观、金融霸权与大国兴衰

原载《第一财经日报》2007年5月1日

地缘政治与社会组织创新

电视系列节目《大国崛起》引起了深刻反响，也带出了一系列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我只是作为一个观众或者局外人谈一点意见，希望专家批评指教。

首先，这种反响显示了当今中国观众对于世界史知识的渴求，也显示了当代中国的世界史研究这些年所取得的扎扎实实的成绩（尽管这种成就在电视片中所呈现出来的还非常有限），而在它背后，我们更应该看到的，则是世界史领域长期研究的积累，是该学科本身革命性的转化，甚至是一场悄然而深刻的史学革命。我希望这种学术转化，能够促进当今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观察、理解世界历史方式的真正变化，而切不要简单地将它理解为中国崛起的“宣言”，更不能错误地将它理解为《###》的当代版。

这种世界史观首先告诉我们的其实就是：世界上并没有一条“普遍的”现代化道路，更没有一条所谓“三百年来共同的人类道路”。从而，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靠拷贝其他国家的发展模式、发展道路而取得成功。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去模仿和拷贝别人，而是必须去寻找一条中国道路。而中国能否取得成功，也端赖于能否开创出这样一条适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世界发展的道路

进一步说，在这样的世界视野中，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兴起，首先是与它在全球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有关，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之地利，也就是指某一国家、地区在全球结构运动中所处的特殊的战略位置，我们要了解一个国家兴起的历史，首先就要把地理与历史结合起来，把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或者说，构成历史时间的，首先应该是“地理时间”：例如15、16世纪的地中海世界，17世纪的波罗的海世界，18、19世纪的大西洋－印度洋世界，20世纪的“新大陆”世界。500年来如许世界霸主升起而又衰落，它们所以兴起的原因，首先在于极大地利用了自身所处的独一无二的战略位置，而其衰落，则是受到这种位置变化造成的局限。

除了“地理时间”这个关键因素外，这种新的世界史观，与当代中国流行的以政治、文化、学说乃至道德说教来阐释历史的潮流还有截然不同的第二点，这就是：它特别强调社会组织形式的创新，以及这种社会组织创新在经济领域中的体现，特别调这种社会组织创新，在一个国家兴起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例如：国家支持的海盗组织之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公司”及合伙人制度与荷兰，股票社会与英国，“会社”组织与日本，福特生产方式与美国，如此等等。这种视野意味着：只有找到了一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凝聚方式，只有完成这种社会组织模式的创新，并将其成功地运用于获取经济福利，才能凝聚社会，从而为自身的发展夯实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新的世界史观，确实为我们思考“和谐社会”的命题，提供了深刻的视角。

总之，立足于世界结构历史运动中的地缘战略，深入思考社会组织创新的各种形式，这是新世界史观最突出的两个方面。正是这两个方面，使得新世界史观不同于流行于《百家讲坛》以人物和事件为核心叙述历史的、生动有趣的评书联播，更不同于那种张口西方文化（文明），闭口自由思潮的意识形态宣传，与其说这是中国崛起的宣言，不如说这是中国心平气和对待世界和自己的姿态的开始，而我认为这一点，是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的，也是首先必须强调指出的。

另外，我想简单交待一下我对这一新世界史观得以产生的学术背景的了解。世界史研究在中国本非“显学”，在上世纪80年代初，象其他学科一样，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也面临着巨大、艰苦而漫长的学科转化，比如从亚非拉研究，转向欧美史的研究。而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史学派”的研究成果，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开始被系统而扎实地介绍到中国，也是这种介绍和磨合，为今天中国世界史研究的繁荣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例如，早在1984年的《关于开创现代历史研究的新局面》一文中，北京大学历史系罗荣渠教授就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年鉴学派的主要观点，并促成年鉴学派的第三代学者沃勒斯坦于1987年访问北大，而当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