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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当做真理，把美国对苏东的宣传都当成了事实。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的“民主”攻势不断深入人心，为1989年后的苏东剧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等电台也长期对中国进行宣传战，除了制造一些所谓中国人听不到的消息外，他们还炮制了许多中国领导人之间矛盾和斗争的谣言，对中国的西藏历史大肆歪曲……每当中国出现政治运动和政治###时，总是美国的对华广播电台最活跃的时期。在真真假假的消息报道当中，美国政府办的这些广播电台就把他们要宣传的意识形态灌输进来。美国人当初很忌讳自己的政府控制宣传机器来影响舆论的做法，因此国会1948年通过的《史密斯—蒙特法》就规定，只允许###电台向外国（而不是本国）的听众播出亲美国政府的新闻。其实，美国人似乎很虚伪，他们自己的听众不信的东西可以向外国人灌输，只要最终结果对美国有利就行。否则，国会怎么会通过一项法案，只把某种消息给外国人听，而不让本国人听呢？

美国政府不仅控制、操纵着美国对外的新闻媒介，对美国国内的新闻报道也有严格限制。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还发展起了一整套控制新闻报道的措施。

20世纪70年代，美国虽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却没有打赢越南战争。美国政治家总结经验后，认为是新闻报道起的负面作用太大，影响了美国公众的士气。此后，美国政治家们与军事专家们都达成了一种默契：当美国对外展开军事行动时，要限制新闻报道的时间，战斗要快，让新闻报道一下子完成，不要陷在里边拔不出来。对战斗造成的意外损害，要简单地描述，不让新闻界知道太多细节。

美国人总结的经验让英国人学了去。当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为马尔维纳斯岛打仗时，英国政府便对新闻媒介采取了控制措施：限制一小部分记者到战地采访，文章刊登前先交政府审查，禁止外国记者到战斗现场采访，等等。没想到，英国的做法却得到了“东施效颦”的效果。战斗打响后，英国民众急于想了解事态发展，这大大激发了英国记者的创造力，他们想尽办法打听消息，焦急之中把英军的部队调动情况都报道了出去，结果阿根廷军队掌握了情况后在战场上占了便宜，使英军付出了重大伤亡。

美国人吸取了英国的教训，决定在外部武装冲突时，要尽量使媒体报道“不在场的现场”，只让记者拍摄一些冲突地区的草图，用笔粗线条地勾画出一些冲突各方的形势，以满足观众的好奇心。正是以这种方法，当美军1983年干预格林纳达和1989年干预巴拿马时，电视根本没有报道现场的情况。后来，经过了海湾战争与科索沃战争，美国政府和军界又把这些控制新闻报道的技术加以改善，变成战争前大肆渲染、战争打起后少报道战场画面。

美国军方与新闻界还达成了一种合同式的关系，立了些新闻报道的“规则”。这些规则虽说是君子协定，但在美国这个注重习惯法的社会里有着相当大的法律约束性。1984年1月10日，国会通过了《新闻报道军事活动的原则声明》，指出美国的军事活动应该有新闻报道随同，但新闻报道必须事先做好计划，所有的参与方都应被报道。1984年2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手下负责与媒体联络的小组通过了一个文件，提出了三点建议：当由于军事秘密而必须限制报道自由时，要为一些特殊限定的新闻小组提供新闻消息；如果参与报道的记者遵守地面部队准则与安全条例，就保证他们获得军事行动的消息；这些规矩要根据每次军事活动进行调整，违反规矩的记者将被排除在外。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时，美国政府下发了两个文件，分别称为《沙漠盾牌地面准则》和《新闻媒体指南》。这两份文件规定美军指挥官必须把新闻报道当做任务之一。

有这些文件做法律依据，美国政府与军方就能在对海外进行干预时控制美国的新闻报道，从而影响舆论。

在美军发动伊拉克战争后，布什政府更加发挥了控制媒体的技术，使美国新闻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压抑。《纽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克鲁格曼把这种压抑分为三种：（1）　在“9？11”恐怖袭击后，大部分新闻界人士都认为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应该适当地压抑对美国最高首长的批评。（2）　许多持自由派观点的记者们也对布什政府非常宽容，这是因为许多人都有“偷懒”的习惯，从政府那儿拿来信息就用，不加分析，也怕自己对政府信息抱怀疑态度而被扣上“非理性地恨布什”的帽子。（3）　右翼势力对敢于出轨的新闻记者的威慑。“9？11”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