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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见一见吧！”杨中远建议道。刘云点点头，让警卫员把人带进来。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可以视为多种主义、多种体制、多种运动及其自觉表现的多种政党活动的试验场和检测所。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杰出代表罗隆基、萧亁及“二张”张君励、张东荪等人所主张、所践行的学理主义、政治体制、社会运动，经过历史实践的检验表明：行不通！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分裂政局定格后的一个产物是，希望能走“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的“第三势力”迅即兴起。先有1927年11月成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俗称“第三党”）；继之是20年代初出现的对国共两党左右开弓的“人权派”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

往后于1939年11月建立了带有俱乐部性质的“统一建国同志会”，并进而于1941年3月发展成为与国共两党鼎足而立的政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鉴于个人盟员已经超过团体盟员的组织状况，于1944年9月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民盟有一个出自罗隆基手笔的民主社会主义政纲，标榜的是“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民盟“一大”宣布民盟是“一个具有独立性与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团”，大会通过罗隆基起草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中心的理念和架构就是民主社会主义。

民盟中主张“兼善美苏”的理论家张东荪将“中间路线”、“第三条道路

”实质的揭示为：“在所谓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我们想求得一个折中方案”，“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经济计划与社会主义。”

希望能走“第三条道路”的民主社会主义者即民主个人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萧亁这样自白道：“自由主义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帜，下面集合着一簇牢骚专家，失意政客。”“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的。”

“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者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结果，自由主义者赞成合理的统调，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个通用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那样：“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还要看一看。他们想，国民党是不好的，共产党也不见得好，看一看再说。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

20世纪上半叶“看”了那么久，若问“看”的结果如何？答曰：冰炭岂能同炉，梦幻必然破灭。国民党反动派独裁专制具有极强排他性，连对国民党存有幻想的这“一部分知识分子”也是容不下的。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地方组织和广大成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民主社会主义者阵营迅速分化，一部分进步人士向左转。1948年1月，民盟主要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决定重建民盟领导机关，并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反动政府和美国的对华政策，同中共和其他民主党派携手合作。

中共中央对此积极回应，毛泽东主席于1948年1月14日致电指示叶剑英（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等时说：“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同时要求：“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正由于中共同民主党派成功地结成统一战线，出走香港的民盟一些主要领导人和其他民主人士、无党派知名人士随后北上解放区，参加了全国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建工作。

需要追溯一下的是，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中的“二张”张君励、张东荪，曾于1932年共同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