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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指出：这些“###”的最大弱点就是舍本逐末：“故震他国之强大，栗然自危，兴业振兵之说，日腾于口者，外状故若成然觉矣，按其实则仅眩于当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谛。”鲁迅断言，这样的向外国学习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惟若眩至显之实利，摹至肤之方术，则准史乘所垂，当反本心而获恶果，可决论而已。”应该怎样办呢？这篇文章指出：“进步有序，曼衍有源，虑举国惟枝叶之求，而无一二士寻其本，则有源者日长，逐末者仍立拨耳。居今之世，不与古同，尊实利可，摹方术亦可，而有不为大潮所漂泛，屹然当横流，如古贤人，能播将来之佳果于今兹，移有根之福祉于宗国者，亦不能不要求于社会，且亦当为社会要求者矣。”

具体到自然科学方面，鲁迅提出了应该重视基础理论科学研究的意见。文章里举出了历史上的许多事例证明，尽管基础理论科学的进展，很可能在很长时间里人们并不知道它有什么实用价值，但是归根到底，它必定会在推动科学进步中发挥作用。例如牛顿在力学方面的发现，笛卡儿对数学的贡献，在长时期里只是人们的一笔精神财富，而“国之安舒，生之乐易，未能获也”。“至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诸国科学之士辈出，质学生学地学之进步，灿然可观，惟所以福社会者若何，则论者尚难于置对。迨酝酿既久，实益乃昭，当同世纪末叶，其效忽大著，举工业之械具资材，植物之滋殖繁养，动物之畜牧改良，无不蒙科学之泽”。鲁迅能够这样强调提出基础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不但大大走在当时进步思想界的前面，就是对于后人发展科学事业也是富有启发的。

在这篇介绍自然科学历史的论文中，鲁迅还提出了“当防社会入于偏”这个问题。他认为，人类社会所需要的，不仅是牛顿、波义耳、康德、达尔文这样的学者和科学家，同样也需要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拉斐尔这样的画家、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家和卡莱尔这样的历史学家。

在《河南》月刊第七号（1908年8月出版）上，鲁迅发表了论文《文化偏至论》和他翻译的《裴彖飞诗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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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4）

同《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一样，《文化偏至论》也批评了当时的新派人物，指出他们“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文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述弗行”；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其中有的人甚至是借新招牌以谋私利，他们“志行污下，将借新文明之名，以大遂其私欲”。概括地说，鲁迅认为，“今所谓识时之彦，为按其实，则多数常为盲子，宝赤菽以为玄珠，少数乃为巨奸，垂微饵以冀鲸鲵。”

鲁迅在批评这些人物的同时，正面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诚若为今立计，所当稽求既往，相度方来，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人既发扬踔厉矣，则邦国亦以兴起。”他认为，19世纪的欧洲文明有两大流弊，其一是“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众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及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这就是说，个人被“众数”所抹煞了。另一个流弊是，“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以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兴，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这就是说，主观精神被物质生活蒙蔽了。鲁迅希望，“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

20世纪新文明的代表人物是谁呢？当时鲁迅认为，首先是几年前去世的德国哲学家尼采，当然也包括他的前驱叔本华和施蒂纳这些人。谈到尼采的历史地位，罗素的《西方哲学史》说：“尼采虽然是个教授，却是文艺性的哲学家，不算学院哲学家。他在本体论或认识论方面没创造任何新的专门理论；他的重要首先是在伦理学方面，其次是因为他是一个敏锐的历史批评家。”②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下卷，第311页、第319页。“不可否认，尼采向来虽然没在专门哲学家中间、却在有文学和艺术修养的人们中间起了很大的影响。也必须承认，他关于未来的种种预言至今证实比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预言要接近正确。假如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