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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招缪撒，欲造“蒲鞭”，

说今年已尽，这等事，待来年。

刘半农自己加了两条注释：

缪撒，拉丁文作Musa，希腊“九艺女神”之一，掌文学美术者也。

“蒲鞭”一栏，日本杂志中有之；盖与“介绍新刊”对待，用消极法笃促编译界之进步者。余与周氏兄弟（豫才，启明）均有在《新青年》增设此栏之意；唯一时恐有窒碍，未易实行耳。

在这一年将尽的夜里，展望即将来临的一年，想到要做这样那样的事情。“欲招缪撒”这一点，看来可以解释为打算进行文学创作。“蒲鞭”一栏，刘半农的注释说得太简单了，很难推知鲁迅他们当时的具体设想是什么。也许，后来把范围扩大了一点，不仅限于新出书刊的评介，而兼及于社会批评，也就是《新青年》从第四卷第四号（1918年4月）开始的《随感录》这个专栏吧。在杂志的第五卷第三号（1918年9月）上，鲁迅发表了《随感录二十五》，接着，他在这一栏里发表了好些篇短评，后来都收在他第一本杂感集《热风》里。几年之后，他在这书的《题记》中回忆说：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中做些短评，……有的是对于扶乩，静坐，打拳而发的；有的是对于所谓“保存国粹”而发的；有的是对于那时旧官僚的以经验自豪而发的；有的是对于上海《时报》的讽刺画而发的。记得当时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敌之中，我所对付的不过一小部分。

就在刊出刘半农的《除夕》这首诗的同一期杂志上，还刊出了钱玄同与刘半农的“双簧信”，正好反映出《新青年》杂志“四面受敌”的情形。这篇标题为《文学革命之反响》的读者来信，实际上是由钱玄同执笔，把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种种论调集中起来，摹仿复古派的口吻，用“王敬轩”这个虚拟的署名写给《新青年》编辑部的，同时刊出刘半农写的针锋相对痛加批驳的覆信。只是这覆信的措辞轻薄，连什么“鲜灵芝”、“刁刘氏”都写进去了，反而引起反感，削弱了批判的力量。后来《新青年》同人也很觉懊丧。

这是1918年1月的一次和过去学生的聚会，三个月之后，鲁迅就创作了《狂人日记》。

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是小说《狂人日记》（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早两年，他的表弟阮久荪，大姨母的儿子，忽然精神病发作。鲁迅就近观察了他病中的表现，才促使他写这一篇的吧。这是一篇政论性很强的小说。作者没有为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安排花费许多心思，他几乎是把自己的一些思想通过小说中主人公的口直接呼喊出来，对几千年来中国吃人的宗法制度和旧礼教作了愤怒的控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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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4）

古来时常吃人，我也还记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1918年8月20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到了这篇小说，谈到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历史的这一思想。这信中说：

《狂人日记》实为拙作，……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因成此篇。此种发见，关系亦甚大，而知者尚寥寥也。

这里所说的“吃人”，当然是一种象征的、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它说的是几千年来专制主义（宗法家族制度以及礼教都是它的组成部分）对人的摧残。小说刚刚发表，就得到了响应。成都吴虞写了篇《吃人的礼教》（载《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说：

我读《新青年》里鲁迅君的《狂人日记》，不觉得发生了许多感想。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这真正是奇怪了。

《狂人日记》内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我觉得他这日记，把吃人的内容，和仁义道德的表面，看得清清楚楚。那些戴着礼教假面具吃人的滑头伎俩，都被他把黑幕揭破了。

吴虞这篇文章举出了不少中国史乘记载的真正吃人的事例，例如《后汉书·臧洪传》说臧洪“杀其爱妾，以食兵将”，《新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