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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戈林要钱要得更加迫切。“如两个最伟大的民族运动能彼此更加了解,这确实是很好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反犹主义具有国际性。所有国家都应该反犹。”

11月已悄悄过去了,但墨索里尼仍拒绝承诺(恐怕从未借出200万里拉)元首也仍在狱中。12月中旬,有几名同志获释。“关于重获自由,他屡次失望,但他却理智地泰然处之”赫姆利希回忆说,“留在狱中的人尽力准备庆祝圣诞节。”

他们将公共室布置一新,还支起一株圣诞树。但是,在他们装饰圣诞树前,州议会阻止希特勒出狱宣誓的努力最终宣告结束。12月19日,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或许是受到那三位参加希特勒审判的外行法官要公开呼吁的威胁的影响——下令立即将他释放。

消息是雷波尔德典狱长亲口告诉希特勒的。次日下午,在狱中服刑年余后,希特勒向同志们作了告别,将身上所有的钱(282马克)给了他们。他与赫姆利希握手告别,并感谢他为他做的一切。之后,他与雷波尔德挥泪而别。“我离开兰茨贝格时”希特勒回忆说,“大家都哭了(典狱长及其他工作人员)——我可没哭!我们全把他们争取到我们的事业一边来了”那天,天色阴沉。希特勒简短地问候了前来接他回家的两人——出版商阿道夫·米勒和摄影师霍夫曼。然后,他轻松地踏上了那辆旅行车——帆布已被支起以御寒。由于在狱中不准拍照,霍夫曼未给希特勒照相。此时,希特勒叫霍夫曼给他拍照,希特勒在古城门前照了一张,因为城门有点儿古堡的气氛。霍夫曼问希特勒,今后怎么办,想干点儿什么。“我重新开始,从头做起”他说。在乘车前往慕尼黑的途中,希特勒心旷神怡(“多高兴呀,又坐上车了!”

他让米勒把车子开快些。“不行”米勒答道,“我坚决想再活25年!”

车至帕辛,遇上了一群开摩托车前来的纳粹,于是,他们便护送希特勒进城。一群忠实的党员已在他住处外边迎候。在楼梯口,希特勒差点儿被他的兴高采烈的狗撞倒。室内放满了鲜花和桂花圈。邻居早就给他送来了一桌子食品和饮料,还有一起葡萄酒。牢房并未使他自怜。他并不悔恨在兰茨贝格度过的岁月,相反,他认为牢房生涯对他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入狱时,对许多问题我只有本能的认识,刑期加深了我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就是服刑期间我获得了那种无畏的信仰,那种乐观精神和那种对我们的命运的信心。今后,什么也动摇不了这些。”

希特勒离开监狱时,逆境锤炼了他,对自己的信念也更加坚定。党内的争吵及其政治野心的明显受挫,并未使他脸红或难堪。返回慕尼黑后,他决心走上一条新的政治道路。他永不再重犯以往的错误。先前,他是个有名无实的元首,为别人建立的党奔波操劳。此后,他要做名副其实的元首,朝着长远的目标,用自己的方法,实行自己的纲领。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对形势作出估价。在12月大选中,国家社会主义集团丢掉了半数以上的席位,选票也从191.8万张下降至90.7万张。还有,纳粹党依然不合法,只能在地下活动。积极的一面是,他不但重获自由,将他押解出境的上诉也被新近为他的出狱而奔波的人取消:奥地利拒绝接收希特勒,这毫无疑问影响了司法部长古尔特纳。在许多民间组织的眼中,出狱后的希特勒是个敢于为主义而献身的圣人,他的种族主义运动,尽管在12月选举中受挫,但仍在蓬勃发展。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发展系产生于那次起义。许多原来在爱国运动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中间摇摆不定的人们,由于对那次流产的起义怀有好感,也转到极端主义一边来了。

在某种意义上,纳粹党的基础比先前更加雄厚了。党内的两派虽然裂痕甚大,互相厮杀,但希特勒有信心设法诱使他们超越分岐而忠实于他。他要成为领袖,而他的追随者也将不得不将人民的目标与他个人政治上的成功等同起来。阿道夫·希特勒这个敢于以身殉义的全国形象,也将成为旗帜、自由和种族纯洁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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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静而孤独的牢房中思考出来的东西,在尚未适应的慕尼黑的自由中,又大相径庭了。在获得自由后的当晚,他也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有这个印象,即在任何时候都会有时来拍肩膀。不管做什么,我都得请假。这个思想仍在缠绕着我!”

但希特勒毕竟是个聪明人。他明白,只有时间才能恢复他与“现实的联系”于是,他便决定沉寂几星期,然后才去完成“使仇家兄弟握手言和”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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