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第1/4页)

他们大部分都很年轻，聪明、健康、敏感，甚至英俊。

比之常态社会，高墙里的人际关系更为错综复杂，这些违法精英个个来者不善，病房三天两头出案子，管教科经常要进行侦破。和一般人际环境相比，他们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更加炉火纯青和登峰造极。到后来，我们这些渐渐熬出年头的“政府”，可以说是曾经沧海，见什么也不怪了。如同面对一套你已熟知并能分解动作的拳术，无论操练者把那路数表演得多么眼花缭乱，你也知道那一招一式的说法和来路。

长期不懈的观察，训练了我的眼光。解读一个人的颜面，倾听一个人的表达，判断其可信程度、生命背景和人性特征，渐渐成了我的一种癖好，或者说是一种能力。

三

我相信犯罪是可以预防的，而且，相对于改造来说，预防可能更为有效和更为人性化。

和从事管教的专业警员相比，警医与病犯同在高墙里的那种没有对立情绪、若即若离的关系，更容易获得他们的信赖，也更容易保持与他们的对视和互审。

后来我发现自己不可救药地丧失了作为警医最为重要的“阶级立场”，同情起这些被剥夺了自由的同类来。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同情，并非指冤假错案——那是一个更为沉重和需要发掘的话题。我同情的是那些在任何国家都会被绳之以法的真正罪犯。

他们也是父母所生，当他们赤条条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曾经和我们一样，并没有注定要成为罪犯。在他们成为自己故事的主人公之前，往往也是无邪、无辜的。

叩问人性（3）

一个婴儿从出生到长大，特别是在受教育的最佳年龄，没有人告诉他要彬彬有礼，他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是礼貌；没有人提醒他要讲卫生，他就永远不认为随地吐痰有什么错；没有人教会他要自食其力，他就永远不觉得嗟来之食怎么不好；没有人要求他与人为善，他就永远意识不到伤害他人是不道德的；没有人对他进行生命教育，他就永远不懂得珍惜自己，热爱父母、亲人，尊重自然界所有的生灵。

多次向大墙里的人诘问，你当时没有觉得自己的行为触犯了刑律吗？答案是多元的，或是知道，但一时冲动，没管住自己；或是不知道，从未听说过，这就是犯罪；只有很少一部分真正的亡命徒——具有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情绪。也就是说，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原本是可以避免犯罪的。

第一位和我坦诚对话的罪犯，是医院的外役犯，因文革私设公堂致人死亡被治罪。谁也不相信一个出生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文质彬彬的青年会出这种事。他说：我当时昏了头，他们审人我记录，目睹了一个生命的终结，还以为是革命行动。后来同案犯被正法，他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半辈子就这样完了。但他对母亲极其孝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罪犯皆恶人的概念第一次在我心中动摇。

一个文革前的大学生，据说因和单位领导闹僵了，逃出境外又潜回，从事间谍活动。由于服刑，他外貌显得很苍老，但无法掩饰一身的书卷气。他十分勤奋，只要有空，就坐在一个角落读书，有时是英文，有时是俄文，有时是中文。他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他说，要不是备受歧视，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其实我并不愿意为外国人服务，只是想要他们的钱。

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从人贩子手上买了一个未成年女孩做“妻子”，服刑后，他始终想不通：我花钱买媳妇怎么就犯法了？我说，你想过没有，人家孩子才十四五岁，一个还没有到法定结婚年龄的女孩，被人拐卖，又被你强迫为“妻”，她爸爸妈妈什么心情？他想了半天说，我们那儿都这么娶媳妇，我花了好几千块钱呢。

最可惜的是一个十六岁男孩，一次和同伴为谁掏钱请客而争执，好斗的同伴抡起了拳头，他怕自己吃亏，情急中掏出随身带的水果刀直插对方肋下，见同伴受伤倒下，他又背起对方往医院跑，一个没有任何杀人动机的孩子，就这样毁了自己的朋友，也毁了自己。我问：你怎么就敢拿刀捅人？他说当时哪想那么多，从小被宠惯了，不肯吃亏，谁知道水果刀也能捅死人，这一亏可吃大了。

对于这些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正常人，触犯刑法，罪有应得。

但是，从社会和家庭的角度看，如果通过社会犯罪预防体系，使这些原本没有犯罪动机的人得到人性关爱，接受法制教育，学会自律，遵纪守法，犯罪现象是不是会有所减少呢？

四

人性是什么？教科书上的定义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