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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国、其他亚洲经济体、WTO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货币政策。

这种制定决策和化解冲突的二元方法，会限制中国公司吸引外国合伙人以及高技术服务和产品的供应商吗？

鉴于中国商业的稳步发展，外资公司怎样才能将公平和透明的商业原则与中国合伙人及其合作实体相衔接？

法律的条文和法律的精神之间的冲突（是中国公司标准和惯例的特征和根源），怎样妨碍外国公司为在高技术领域投资和经营所做的尽职调查？

中国公司的领导：历史的远景

奉行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英国有它庞大的海军、高效的税收体系、官僚政治、中央银行制度以及强有力的司法制度。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国家所扮演的则是一个开拓性的角色。

美国自由的政体也要求要有强大的国家宪法来促进经济的发展；美国人所创造的独特的联邦模式；被证明是整合和管理其广阔领土的有效途径。在联邦体制之下，商品、资本和劳工的自由流动得到了保证。同时，地方的代表权与地方政府的自治权促使州政府和公司之间密切合作来追求地区的发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敞开大门：是引狼入室还是获得更多的财富��（4）

美国通过对银行业的管理、基础设施的投入和劳动法的完善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尤其是土地使用与开发，已经完全交由市政官员负责。这样使得多方合力促进了商业的发展。而且，对政治经济学的热情支持，在美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中国正有条不紊地推进经济市场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变革是怎样重新配置国家资源以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这种变革促使财产、市场和资本摆脱原有体制的束缚，中间阶层的社会秩序、经济和社会从旧有的生产模式中解脱出来。

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程。一些观察家用“蔓延”来比喻中国体制改革的过程，而且对其在更为自由的秩序中没有停滞而感到惊讶。但问题不在于国家的大小，而在于改革的方式和内容。

中央政府通过中央规划与权力下放相结合，完成了从传统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转型。一方面，旧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依然强大，中央政府为实现这种转型，在每个阶段都要以颁布法令、规章，下发文件等形式传达行政命令。

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一直以来省县级地方政府也拥有相当的行政自主权，通过简政放权来实现这种转型并不令人惊讶。这种权利的下放促进甚至加速了经济的自由化和资本的原始积累。

中央政府尤为支持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诸如北京、上海、重庆和天津这样的直辖市以及其他的地级市，作为这种变革的试验区，并且赋予这些城市对其所辐射区域的管辖权。

在追求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地方政府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利。直辖市、省和县一级政府担负起监管和服务的职能，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供各种保障。

地方的党政官员致力于工业、建筑以及商业的发展。很多官员在公共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和资产公司担任要职；而其他的一些则进入了私营企业的董事会或拥有股份；还有一些则穿梭于政府和私营企业或者政府机构之间充当中间人；还有极少数人则从事黑市交易、行贿以及通过关系网谋取利益。

就所得税和营业税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权利下放最多的国家之一。曾一度依赖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的地方财政，转而主要依靠私营企业。地方财政来自于土地租赁和交易的税费，也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增长。

中国人所称的“关系”，非常类似于美国人所说“马匹交易”（即经过讨价还价达成交易）。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竞争也让人想起了美国的联邦主义。中美两国这种中央与地方间广泛的联系为地方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处理中国商业和政府事务所需要的“关系”，是怎样引起公平交易标准的透明化和为了寻求商业利益与市场机会所拥有的“精明”之间的矛盾冲突？

在华进行高技术领域的研发的外国公司调查到中国的对手利用关系谋利时，发现并从潜在或稍纵即逝的机遇中获取利益的动机，会怎样引起对“关系”这个微妙问题的争议？

2　13亿人口的中国的法律体制

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外国公司首先要对自己的项目和要面临的法律环境有个深入的了解。因此，要考虑在中国建立商业往来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