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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朱棣却很不喜欢明朝的言官体系，因为与它所起到的正面作用相比，其负面影响似乎更大。

明代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言官有好几类，为方便理解，朱棣将之分为四种派别：鸡毛蒜皮派、为反而反派、哗众取宠派、党争走狗派。

言官主要由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中组成，而

史和六科给事中都是七品官（监察御史和督给事中为t7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为从七品）。将言官的官衔设定得低一些，本意是希望言官们不要在乎自己的官职，敢于用自己的官职来博得名誉。其实，明代对于言官的素养品质则有着更高的标准。

首先，“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但这种主观标准显然没办法检验。当吏部提名某位官员担任言官时，谁又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此人并非“必国而忘家，忠而忘身之士”？

其次，必须正派刚直，介直敢言，而不患得患失，爱身固禄——这同样是一种没办法检验的主观标准。

再次，具有突出的学识才干，既通晓朝廷各方政务，洞悉利弊动态，又能博涉古今，引鉴前史。除此之外，还须具备一定的仕途经历，历练稳重；对于年龄、出身以及文章、词辩等方面的能力也有具体的要求。

但这条规定也落在了空处。

明朝的读书人用八股文作为敲门砖考上进士时，很多时候**就是七品官。如此一来，进士们或者完全没有，或者只有极少的工作经验就会担任言官。在这种前提下，绝大多数言官都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他们往往根本没有或者是没有丰富的地方行政和管理经验，对水利、农业、练兵、财税、马政、军事、外交都完全不懂。不懂怎么办呢？坐在言官的位子上总得有所作为吧？既然正事办不好，那自然只能将精力放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了。比如说不讲个人卫生、衣服没穿整齐、腰带没系好……这类言官，属于鸡毛蒜皮派。

与鸡毛蒜皮派不同，另一群同样对国家大事不懂的言官却总是恬不知耻地妄议朝政，妄加揣测，故意从反对中枢高级官员的举措中来获取“不阿”、“刚直”之名——也就是说，这类言官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因此朱棣将之形容为“为反而反派”。比如说崇祯皇帝加三饷。心平气和的分析，三饷所加不过每亩“九厘”银，按明末的粮价折算尚不足十斤稻谷，这在明末的亩产量中所占的比例微乎其微。当国家发生战争时，适量的增加赋税并非全无道理。但在言官们激烈的反对下，崇祯最终被迫停派了三饷。后来，崇祯在农民起义、小冰期自然灾害以及关外建奴的三重压迫下，希望与建奴议和获得喘息的机会。好吧，既然言官反对为了支持战争而增加赋税，那么选择和平总归可以了吧？还是不行！似乎不坚决反对皇帝的任何措施，他们这些言官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收税打仗言官们固然要拼命反对，因为没钱打仗于是和谈同样会遭受言官们的激烈反对！

哗众取宠派的言官则立论唯恐不偏激，言辞唯恐不夸张，往往凭借着捕风捉影、小道消息，就极尽耸人听闻之能事。他们绝不会在乎所论是否属实，只会在意能否凭借刻薄的言辞哗众取宠，一举成名。通过骂皇帝，骂举足轻重大臣来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以此捞取政治资本！比如说明神宗因为生病，“头晕眼黑，心满肋涨，饮食少思，寝不成寐，身体尚软”，结果大理寺左评事于仁在万历十七年十二月便以此写了一本《酒色财气四箴疏》，借题发挥，给皇帝横加了四个罪名：“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

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而田大益更是将万历与“夏桀、商纣王、周幽王、厉王、汉桓帝、灵帝、宋徽宗等昏君”并列在一起。引用当时曾任过礼部尚书的于慎行的话说，“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谴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视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大学士许国也愤慨地说：“迩来建言成风，可要名，可秩，又可掩过，故人竞趋之为捷径，此风既成，莫可救止。”

最可恨的当属党争走狗派。他们终日斗嘴，以清流自诩，相互攻击，充当权臣们党同伐异的急先锋。这类言官本质上是被豢养的恶犬，只要主人一声令下便冲上前去撕咬，至于说是否会将朝堂弄得乌烟瘴气却不会在乎。

言官们敢于不负责任的乱说八道，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言官地位特殊，即便瞎说，皇帝或者高官也不好对之处罚。二是如果皇帝或者高官对之处罚，他们便可以从中获得“刚正不阿”的清名。

朱棣深恶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