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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也是借贷生息剥削手段之一种，官方退出民生保障，保险便无孔不入。抑制利息剥削，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由官方接过教育、医疗、灾祸等等的保障。你觉得保险来代替官方做这种事，自己没有受到剥削，那只能是剥削被转移到了别人身上去。无所不在的保险，无孔不入的借贷，这就是农业社会高利贷的变种，只是被教训学会调和了而已。官方从民生领域退却，交给商业保险，就是在加重对底层的剥削。反过来，官方积极地开办学校，建立医院，救助天灾**，鼓励各种自助，就是在缓和剥削的烈度。

借贷手段产生的剥削，程度还要深于地租。哪怕是按照历史上青苗贷稳定下来的名义上的年利四成，也比地租从整个收成中分走的多，然而实际利率还要高于此数。

采取抑的办法，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中可以找到很多。他肯定不是徐平这一套的意识形态，但对待剥削的态度上，却有共通之处。

赵祯沉吟一会，道：“宰相所言地租和借贷取息害农之理甚明，只是谷价涨跌、耕牛犁铧价格不常，为何也是借贷取息之害一种呢？”

徐平捧笏：“臣试言之。以谷价来论，若遇丰年，家家有余粮，皆遇卖余粮而换些心仪之物。此时价必跌，而势力人家有这心仪之物，多收粮谷。若是平年，一家有难，有借贷渡过难关，势力人家若取高息，转到其他一样的贫苦人家，一家一家都凑一点，难关也就过去了。而到灾年，天下乏粮，唯有势力人家有余粮，必取高价。若去贷谷，平年秋后只加两成三成息，在灾年则动辄翻倍，甚或更多。天下通行用钱，不必再去势力人家借贷渡荒，改到市面籴买，谷价腾贵。此时谷价之贵，便是灾民贷息变高之另一种，从借与贷翻到了市面上来而已。翻到了市面上，把小民之间互帮互助，和衷共济共渡难关的路也压窄了，就连稍富之百姓，在此时亦如势力人家，用此市价而收租息。此时的谷价，已经不是通有无的商人之价了。其余类之。”

简单地说，丰年和灾年的粮食价格，不再是商业行为，而是带上了金融属性。只要商品带上了金融属性，就从单纯的互通有无的商业行为，变成了利息剥削的手段。对这种行为的限制，中国自古有之，即常平，这也正是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内容。

在商业中囤积居奇炒作价格的办法，或者说投机倒把，为历朝所打击。事物都有两面性，商业通有无，商人从中赚取利润是合理的。超出商业行为，用金融手段来在商业中赚取利润，是被限制的。金融的正面性，在于向生产领域配置资源，而不在商业行为中。法家所谓的抑商，正是出于对此负面性的认识。而反对抑商的人，则是出于对商业通有无的正面认识，各置一端，不能够简单地认为他们谁对谁措。当朝理政者，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哪些商业行为是被鼓励的，哪些应该是限制的。以常平来平抑粮食价格的波动，是因为粮食是民生所本，其实大多数的商业行为，不可避免都会这种行为，都有劝和抑的一面。

第14章　治术（五）

从工业革命兴起，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有一部分学者开始研究经济学。很快研究者就发现，经济学实际上就是政治，每一个枝节，每一个点，都是政治的延伸，故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再是千变万化，实际上还是政治，讲的是怎么生产，怎么进行剥削。有讲如何促进生产的一面，这是经济学的积极意义，包含在其中怎么剥削，则是政权需要真正去关心的。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生产固然重要，抑制剥削烈度对于政权更是生死攸关。

经济学的每一个环节，执政者都应该扒出来看清楚，哪里是在讲生产，而哪里是在讲剥削，又有哪些与这两者无关。抑制剥削烈度不是社会财富的再分配，再分配是在剥削发生之后的事情，混淆两者，是在掩饰剥削。掩盖是没有用的，穷人就是越来越艰难，终究会生大乱。要调和社会矛盾，更好地前行发展，剥削烈度是必须被控制的。经济学在讲生产的时候有一的定独立性，讲分配则全是政治，故缓和剥削烈度，只能并且必须使用政治手段。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经济，经济手段解决不了问题。让政治远离经济，是剥削阶级对政权驯服的表现，离得越远，政权的独立人格越弱。

剥削为什么一定要控制？因为剥削之开始，是在夺取剩余之物上，与生存和生产无关的那些产物。而随着剥削，社会财富向剥削者集中，势力越来越强，烈度越来越高，最终会延伸到生存和生产物资。由此导致社会发展停滞，底层难以生存，整个社会难以为系。

不要以为剥削者不劳而获聚集财富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