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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默然走了一段，忽听前面一片嘁嘁喳喳的欢跃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人们最终地走出了草地，进抵白龙江畔的山谷中了。

“说到曾中生同志的事，其实老根子还在以前。”

成仿吾以亲身经历者的口吻说，张国焘奉王明之命到鄂豫皖夺权的时候，鄂豫皖的局面早已打开，根据地已经很不小了。这主要是曾中生等人的功劳。张一下就代替了曾，把曾中生贬为红四军政委，曾对此并没有怨言。可是不久就发生了分歧。分歧是由军事上发生的。在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开始第三次围剿的时候，曾中生和徐向前建议，部队应该利用这一时机积极向外发展，南下出击黄梅、广济等地，进而威逼长江，配合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而张国焘军事上一窍不通，却专横跋扈，硬是不同意这个意见。后来他从右倾保守一下转为“左”倾冒险，要求占领英山后，去进攻安庆威胁南京。他就不想想进攻安庆要通过四百多里的敌占区，这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曾中生自然不能接受，就在占领英山后，连续南下占领了浠水、广济、罗田等城，消灭了敌人七个多团，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的斗争。可是，这个胜仗反而使曾中生犯了罪，因为它是否定了东打安庆的方针而获得的。张国焘正是从此怀恨在心，这个人是触犯一点都不行的。他立刻命令部队北返，说曾中生是“在政治上重复已经破产的立三路线”，“放弃援助中央苏区”，“违抗分局命令”。接着就把曾中生的军政委撤了，由陈昌浩接替了他的职务。接着，那个著名的“白雀园大肃反”就开始了。

“那场‘大肃反’真是可怕极了！”成仿吾沉重地叹了口气。他说，由张国焘一手操纵的“肃反”，实际上不过是剪除异己，建立个人统治。曾中生撤职不久，紧接着就把红四军两个最有名的师长许继慎、周维炯抓起来了。在行军途中，把他们捆在担架上，用白被单蒙着。因为这两个人在南下和东征的争论中都是站在曾中生这一边的。许继慎平时常骂张国焘是老机会主义，更使张国焘恼恨在心。许继慎是黄埔一期生，北伐时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在汀泗桥战功赫赫。他在国民党方面也很有名。蒋介石的特务很想剪除他，就用了一个反间计，派了一个姓钟的特务来给许继慎下书。这封信的具名是蒋介石，里面还有这样的话：“匍匐归来之子，父母唯有垂泣加怜。”许继慎看了信，立即将特务逮捕起来，连人带信一起送交军部处理。这种事本来很容易判断，如果许真的有问题，怎么能把信和人交出来呢！同时根据许的长期表现看，也决不会有这类事情。可是到了张国焘那里，却是一个剪除异己的最好机会。张还把这个问题同南进联系起来，说许主张南进，正是企图带部队过江。不久，这位好同志就被杀掉了。在这同时，周维炯、戴克敏、徐朋人等鄂豫皖苏区的开辟者以及大批团以上的干部都被杀害。这股风又吹到了地方，把大批有斗争经验有能力的干部也杀掉了。张国焘一贯歧视知识分子，他常说：“工农干部犯错误要减轻三分，知识分子犯错误要加重三分，”这次“肃反”知识分子当然也难以逃过。由于大批知识分子被“肃”掉，使红四军的军事理论和作战指挥大为削弱，部队的文化程度一落千丈，在部队中还造成了一种反对知识分子、反对戴眼镜者的恶劣倾向。有人就说，在撤离鄂豫皖苏区的西征路上，全军只有两个戴眼镜的，其中一个就是张国焘自己。这次肃反使整个鄂豫皖苏区元气大伤，实际上是第四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们最后是怎样离开鄂豫皖苏区的呢？”毛泽东问。

“我刚才说过，张国焘在军事上是一窍不通，政治上、思想上又是忽‘左’忽右。”成仿吾说，四次围剿前，四方面军接连打了许多胜仗，张国焘就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敌人的四次“围剿”开始了，这时本来该好好准备一下，徐向前就是这样建议的，可是他硬是不听，还命令部队继续进攻。敌人围剿开始了，他又不懂得诱敌深入，只是一味硬顶。这样很快就陷入了被动，根据地大部被敌占领。这时，张国焘吓坏了，又从极左一下跳到极右。张国焘这人有一个特点，他的鬼心思总是藏在心里，从不是一下就拿出来。他这时本来就有西逃的意思，却秘而不宣。在河口以北的黄柴畈会议上，他一再表示，为了保卫苏区，他要打到外线去消灭敌人，是决不会离开鄂豫皖根据地的。说到这里，成仿吾不由得激动起来，气愤地说：“我到现在还记得他那发誓的样子。他盘着双腿，坐在高处的椅子上，两眼半睁半闭，双手比划着大声说：”我发誓，发誓，我绝不离开你们，绝不离开苏区！‘谁知道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包藏着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