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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忧虑，便开始联系送他们去浮山学习的事。当月给我母亲的一封信里，父亲说：“我已函志烜甥，令问房君家私立中学已否成立？如已成者，即将宁、济两孙送往彼处肄业（房君号师亮，与浚甥同学至厚。渠父在桐城某山创一中学校，曾函邀两孙入面）。因该校系在乡间山中设立，无恶空气传染，最宜读书故也。”

二姐对放在武汉的两个孩子，也很不放心。父亲1928年3月21日给母亲信中讲道：“顷接纬女来禀，对于宁、济两孙不肯写信，焦急万分。”于是，安排好二姐的两个孩子，使不学坏，成为父亲的要事。1928年四月初三日父亲给母亲信中说：“现济孙在日本学校，种种不宜，即刻要搬出来。宁外孙在武昌学校，我亦极不放心。我拟于最近时间，送他弟兄到安徽桐城上学。桐城房君与浚甥同学至好，在该县浮山中办一中学，曾函招两孙前往肄业。”两天后，四月初五日，父亲又给母亲一信，说：“忽接济孙禀，言已出校（因日本出兵欺压我国太甚，义不可留故也），专等我送他到安徽读书。”那时刚发生过日军入侵山东屠杀六千多中国人的“济南惨案”。济世小小年纪，已热情爱国，坚决离开了日本人办的学校。

1928年农历四月八日，父亲送济世到了浮山公学。当月二十七日他给母亲信说：“我送济孙往桐校，系本月初七由汉口动身，初八日即抵安庆。将济孙安置妥当后，当即就近至上海一游，在群士先生处住七八日。”信里所说“群士先生”，是刘积学，号群士。当时刚卸任北伐军河南宣抚使职务，寓居上海。

那以后，二姐知道济世在浮山受到房师亮照顾，很是稳妥，便跟房师亮联系，受邀前往。当时在四川南溪，以前与孙炳文为敌的豪绅，正勾结地方驻军，想加害二姐。二姐带着维世、名世，从南溪到武汉，接上宁世，同往浮山。房师亮很照顾烈士遗孀和孩子们，他父亲房轶五先生安排我二姐做了图书馆管理员和教师，并安排了孩子们的学习。一年后，房师亮携妻子同赴德国再次留学，二姐和孩子们因此离开浮山，房师亮夫妇把她们护送到了上海。流亡欧洲的邓演达，来函拜托朋友照顾二姐母子。在朋友的帮助下，二姐出任明浚小学校长。后来几个孩子陆续都安排在开封、北京上了学，宁世还曾到日本去读大学。

邓演达回到上海被蒋介石杀害后，二姐回了河南。那之后，她很多时间都在开封或新蔡老家。1932年秋，她去北京办了一所“北辰中学”。她任校长，我三姐夫冯友兰为支持帮助她，出任董事长。除了他们俩，学校的教师和干部，都是邓演达生前建立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人。这所学校办在西单北前英子胡同里的一个小院内。二姐约请冯友兰和别的同事一起开会，谈她对办学的想法和意见。当时只办了一个初中班、一个高中班。校内很有*气氛，师生融洽。学生们因此很活跃，办演讲赛、学科讨论会，出墙报，成立班会、学生会，还编印校刊。因为学生少，收费又比较低，半年后就开支困难了。因经济来源不足，不得已学校停办了。

二姐任锐（任纬坤）的一生：发孙炳文未竟之志（5）

1935年，二姐从开封带着我和维世去上海，安排我们学了两个多月话剧。学完后，我们三人带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一起回到开封。过几天，维世回北京上学去了，我和二姐留在开封，我在静宜女中读书。

秋季的一个星期日，二姐要带着我出门。我见她从行李里提出一只挺大的瓦罐。那瓦罐差不多一尺半高，尺来粗，封着口。见她把瓦罐抱在怀里，我问这是什么？二姐说：“这里面是你二姐夫浚明兄。”我很吃惊，这才知道，二姐把孙炳文的骨殖装殓在瓦罐里，从上海带到开封来了。现在她要让二姐夫入土为安。原来，我们这是要去安葬我的姐夫。

二姐只带着我一个人，抱着瓦罐，雇了辆人力车，出了开封城宋门。我们往东走，又向南拐，跨过陇海铁路，又穿过白塔村，再往南就到了一片叫做“四川义地”的墓地。二姐一路伤感地跟我说浚明兄，说他是共产党，是好人，让我别忘了杀害他的人。那时二姐生活艰苦，没有钱。孙炳文是四川人，二姐却无力送他回归故土，只好把他的骨殖埋到了不要钱的四川义地。在那里的一处边角之地，二姐请人给挖了个坑，不太大，但挺深的，将瓦罐埋葬进去，盖上了土，又堆起个小坟头，还立了一块很小的碑。二姐面对那块碑，跪了很久。我随着二姐，给孙炳文磕了头。

那块碑，只有一尺三寸高，七寸宽，比现在的一本杂志大不了多少。上面刻着：

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