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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伊始，北大章门弟子们作柏梁体诗分咏校内名人。咏陈独秀的一句是“毁孔子庙罢其祀”，意指他打倒孔家店。咏黄侃的一句是“八部书外皆狗屁”。（八部书指《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耐人寻味。

林林总总，尽显黄侃的名士*。

忧国忧民 操守可颂

黄侃是著名学者，也是革命先驱。一生反清、反袁、反日、反蒋，堂堂正正，大节不亏。正学以言，决不曲学阿世。

1903年黄侃入武汉文通学堂。当时的武汉已成为反清的思想重镇，文通学堂集聚了宋教仁、董必武、田桐一批热血青年。黄侃受《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进步书籍影响，很快成为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与宋教仁感情极好，在同学中宣传反满、反君主专制等革命思想。因讽刺学监李贡三是不学无术的官僚，遭开除。后受张之洞资助赴日留学。在日本又遇宋教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7年在《民报》撰文宣传革命。次年回国侍母，两广总督端方逮捕革命党人，黄侃又逃往日本。1910年，应湖北革命党人之邀，回国在蕲春组织“孝义会”，发表演讲，鼓吹革命。1911年武昌首义，黄侃与黄兴参加军政府工作。首义失败后，黄侃又回蕲春组织“崇汉会”，因乡绅告密，黄侃被迫再次出走。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成立，黄侃当选为议员，同年出任上海《民生日报》总编辑。同时研究小学、经史。

辛亥革命以袁世凯窃权而告终，国事日非，黄侃认真反思，决意不再问政，他认为国学是“存种性，卫国族”的手段。

尽管如此，黄侃对国运民生仍时刻关注。面对政局动荡、军阀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他常以诗抒怀，“独为遗民诉不平”！1931年南京发大水，他把一个月工资捐给了灾民。特别是对日本的入侵，他有切肤之痛，曾作《勉国人歌》，“嗟我兄弟邦人诸友兮，急起逐倭奴！”唤起国人对日斗争。“济南惨案”后，他的日记专辟“时事”专栏，记载倭事。当听到华北要修改教科书时，“先生闻之大愤”，在金陵大学授课时，见窗外“膏药旗”升起，“眦裂血沸，悲愤难宣”（，日记），他在日记中不写“日本”二字，用“倭”，又造一个“”字。病中写道：“我军连捷，杀倭子数千，洵快事也。予之疾，又何烦药物乎？”（，日记）出于对日本侵略者的愤怒，他讥评日本京都东方文化学院的学报是“日本之讲吾国学术，马非马，驴非驴，此龟兹王所谓骡也。”

“九·一八”事变，黄侃忧心如焚，悲愤交加。他在第三天写了首《闻警》：

早知国将亡，不谓身真遇。

辽海云万重，无翼难飞赴。

对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以及面临亡国的悲愤，对报国无门的怅虑跃然纸上。

1932年春，见到蒋介石的通电“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黄侃嗤之以鼻说：“此数言真壮烈！与出师表何异？虽然，厉鬼披发搏膺，坏门及寐而后知之，何见事之晚乎？”他在1931至1932两年的日记中所作的50首诗词，主要都是写国计民生的。黄侃本就嗜酒，加之满腹心事，更想借酒浇愁。长期酗饮滋长了他骂人的坏脾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身体。

1935年黄侃50岁生日时，章太炎赠寿联一副：

韦编三绝今知命；

黄绢初裁好著书。

上联典出“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其意是说黄侃勤奋好学，刚50岁就遍览古籍。下联典出“东汉蔡邕题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黄绢，色丝也，于字为绝；幼妇，少女也，于字为妙；外孙，女子也，于字为好；齑臼，受辛也，于字为辞。即为“绝妙好辞”。黄侃读罢，脸色骤变，内心“殊不怿”，因联中有“绝”、“命”、“黄”3个字，疑为不祥之兆。果然一联成谶。是年10月8日，黄侃与世长辞。

黄侃弥留之际还坚持要把没有圈完的《唐文粹读编》最后一卷圈完，刚一搁笔便大吐血，气息奄奄时还念念不忘国事，问家人：“河北近况如何？”家人据实告之，他叹息道：“难道国事果真到了不可为的地步了吗？”汪辟疆在谈论黄侃一生时说：“盖先生本性情中人，气愤填膺，虽在弥留之际，犹未忘怀国事，即此一端已足见其生平矣！”

著名语言学家徐复说黄侃“为一个世纪的学者们作出不媚俗、不媚奴、不阿贵、不阿众、是所是、非所非、爱所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