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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中年石匠的手上重新拿过那根撬杠，攥住尖的那一头，使劲抡了抡，模仿击打的模样。

石匠露出满口黑牙笑了起来，说：“哈哈，这可开不得玩笑，谁也经不起这么一下。*期间那些学生们打群架，许多手上操的就是这家伙，打伤了不少的人。”

后来我问石匠，象眼前这样的石磨多长时间可以做好一副，能卖多少钱。

石匠搔了搔头皮，摆摆头，说：“若不做其他的事情，象这五寸的石磨得两天时间才做得好。至于卖的价格嘛，贱得很，卖得好可以卖三十块钱一副，卖得不好二十块钱也就卖出去了。有时卖贱了心里确实不想卖，但家里缺钱用呀，多得不如少得，少得不如现得，只得咬牙卖了。再说这几年县里厂矿企业的效益也不好，大家荷包里也没有多余的钱，你报价高了，别人还不一定买得起。”

离开石匠时，我又递给他一根烟。这次他是用双手接着的，表情有点儿受宠若惊。可能他难得遇到像我这样对他这样客气的人。

走在路上，我想起了谢小芬的丈夫，那个一辈子得躺在床上的可怜的石匠。准确地讲，是刚才遇到的那个中年石匠，以及那根撬杠让我想起他的。那可怜的男人叫什么名字呢？我在记忆里努力回想毛实祥喊他时的称呼。对，毛实祥叫他春生，一个脸膛黑红，浓眉大眼的壮年汉子。由春生，我想到了谢小芬，由谢小芬，我又非常自然地想起那个一脸反叛神情的少年。突然一个让我不敢相信的念头涌上我的脑海：对李锐下黑手的人难道是他吗？那个我叫不出名字的少年吗？我说不清楚为什么自己的脑子里会有这种想法，但是当这个念头涌上我的脑子的时候，那少年仇恨、冷漠的眼神就无法从我的眼前抹去。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回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我就给毛实祥打了电话，要他无论如何要找到那少年，并且到春生家去看看，顺便了解一下他们家的石匠工具是否齐全。

我又问了那少年叫什么名字。毛实祥想了半天，却记不起来，只是告诉我那少年的小名叫旺伢。

游局在办公室里等着我。看见我时，他摇了摇头，无可奈何地笑了笑：“他妈的，屋漏偏逢连阴雨。”

我也强作轻松，说：“也算不幸中的万幸，李锐毕竟没有生命危险。”

“确实。”游局表示赞同。他将看过的报纸夹到报夹上，侧过头问我：“吃早饭了吗”

游局这一问让我一下想起忙了整个早上，连早饭也没顾上吃上一口。游局将一个纸袋扔给我：“还剩两个烧饼，暂且填填肚子吧。”

在我就着白开水吃烧饼的时候，游局说：“吃完后你就马上赶到范湖乡派出所去，我已经通知马俊在所里等着你。”看我一脸迷茫，游局接着说：“你知道的，昨天原本安排李锐陪吴书记和那位台湾人去范湖的，谁知李锐出了这件事。我想了好久，觉得还是安排你去好。刚才我已同吴书记通了电话，他也同意我们的安排。但他要求你先赶到范湖，将有些事情提前安顿好。”

“能不能派其他人去呢？”我试探着问。

“不行。”游局斩钉截铁地说。

说实在话，对于这件差事，我内心里是一万个不情愿。现在这个社会，许多人是想尽一切办法与领导们套近乎，比如，绕着弯子扯亲戚或者同学什么的，要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与领导说上两句话，以求加深自己在领导记忆中的印象，但我恰恰相反，我是想尽一切办法避开领导，能躲则躲，实在躲不了，也只能硬着头皮应承，个中滋味只能用难受和别扭来形容了。老话说，朝里无人不做官。我当然知道上面若有人欣赏你，帮衬你，那对于自己的发展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就是没办法像其他人那样做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当然，有些时候我也强迫自己在这方面有所改变，并且也实实在在地尝试过一段时间，比如没事找事地到分管公安局的领导们的家里坐坐，逢年过节送上一些不十分值钱的礼品，甚至那些领导们家里的私事我自告奋勇地帮着张罗。但是事后我的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亦或是别扭，亦或是厌恶，亦或是自责，亦或是痛苦，等等，简直可以说是五味杂程。在尝试过一段时间后，我最终放弃了改变自己的打算，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在这方面没办法习惯，从深层次分析，我自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心理障碍。这方面的能力应该是天生的，我没办法学好。

“你别装糊涂，这样的事情你做少了吗？告诉你，我知道这几天为小男一雄这件案子你累得够呛，所以我提前将任务向马俊交待清楚了，你只是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