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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

胡适是中国近代史上著述最多、范围最广，自传、传记资料收藏最丰、最齐的一个名人；同时，他也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最被人顾盼、议论、窥伺，却又是最被人误解的一个名人。这当然跟他自己处处设防、刻意塑造他的公众形象有很大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之下，我们可以说，在中国近代知名的人物里，胡适可能既是一个最对外公开、又最严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最对外公开，是因为从他在1917年结束留美生涯返回中国，到他在1948年离开北京转赴美国的三十年间，作为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界领袖、舆论家及学术宗师，他的自传资料产量与收藏最为丰富与完整。这些自传资料，他有些挑出来出版，有些让朋友传观，有些除了请人转抄以外，还辗转寄放保存。然而，在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极其谨守个人隐私的人。他所搜集、保存下来的大量的日记、回忆以及来往信件，其实等于是已经由他筛选过后的自传档案。从这个意义上说来，那就好比说他已经替未来要帮他立传的人先打好了一个模本（a　master　narrative），在他们为他立传之先，他已经把那些他不要让人窥密或分析的隐私、以及他思想成熟以后所放弃的主张和想法，都一一地从他的模本里剔除了。

胡适一生中所收集保存起来的自传档案，卷帙浩瀚，对研究者来说，当然是一大挑战。然而，最大的挑战并不在于数量，而毋宁在于它是一个筛选过的传记模本。面对这个传记模本，研究者必须能取其所用，而不为其所制；要能不落入那“浮士德式的交易”（Faustian　bargain）的窠臼；要能既赢得资料，又不赔去自己的灵魂。换句话说，研究者必须要能入胡适的宝山，得其宝，而且能全身而出，不被宝山主人收编为他的推销员。

胡适的日记与书信，都不属于那种秘而不宣、写给自己看的私领域的产物。一般所谓的私密文件，比如日记与书信，用在胡适的身上，已经是在公众的领域。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所强调的，胡适的日记不但不属于秘而不宣之物，而且它更是他“知识男性唱和圈”里一个重要的环节。这是因为胡适的日记并不只是留给后人看的。就以《留学日记》为例，他在留美的时候，就把日记寄给许怡荪浏览、保存和选刊。在他一生中，他不只让朋友借他的日记去看，有时还主动把日记借给朋友。更重要的是，胡适的日记所记载的，和他个人或家庭的生活几乎毫无关系。即使我们用他所用的“札记”这个字眼来形容他的日记，即使他在《留学日记》的〈自序〉里，说那是他“私人生活、内心生活、思想演变的赤裸裸的历史”，但整体来说，我们与其说胡适的日记是他个人心路历程的记录，不如说是他和友朋唱和的记录。从这一点说来，他的日记实际上是他的来往书信和学术著作的延伸。如果借用崔芙·柏洛芙屯（Trev　Broughton）对十九世纪末期英国传记文学所下的断语，我们可以说，胡适的日记，就和他所有的自传写作一样，是“一个社会和文化的行为（activity），而非一个单纯的文学成品（literary　event）；是脉络（context）、是介于文本之间（intertext），而非文本”。＇　Trev　Broughton；　Men　of　Letters；　Writing　Lives：　Masculinity　and　Literary　Auto/Biography　in　the　Late　Victorian　Period；　p。　12；请参阅拙著“Performing　Masculinity　and　the　Self：　Love；　Body；　and　Privacy　in　Hu　Shi”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May；　2004）；　pp。　305…309以及〈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熊秉真等编，《欲掩弥彰：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私”与“情”——公义篇》（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3年），页197…200。＇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前言（2）

无怪乎美国名作家威廉·盖司（William　Gass）会说：“如果我已经顾虑历史会怎么写我；如果我知道在我走了以后，我所留下来的涂鸦会让人家拿去审视、赞叹和品评，我可能就会开始埋下一些能帮助我开罪的伏笔、重新排比片段、把故事稍微改编一下、报一点小仇、改写、让自己看起来像样一点。于是，就像莎士比亚戏剧里的独白，它们等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