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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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阀割据的政局演变,劣质化的精英还有武化的趋向。这部分精英的种种作为,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乡绅的行为模式,用杜赞奇的话来说,就是以掠夺型经纪取代了保护型经纪。这种比喻虽然可以商榷,但劣质化的精英凭借政权之便,行为不端,是可以肯定的。事实上,他们的行为,也引起了另一部分恪守传统模式的精英的反感。因此,*只要组织选举,原来国民党基层政权的精英的下台,是必然的。推倒这部分政权精英,也因此创造了*跟另一部分传统精英合作的基础。最关键的是,这种打着地方自治、*选举的“改朝换代”,国民党中央政府明知道是怎么回事,但却无法明确反对。

尽管基层换成了自己人或者自己满意的人,但是从这以后,根据地的选举却一直坚持了下来,除了遭遇日军的扫荡,几乎每年一次。应该说,这种基层选举,*组织得非常认真,其针对大部分不识字的选民创造出来的“豆选法”简单有效,广为推行。在选举技术上,虽然算不上是秘密投票,但比起后来的举手表决,还是不错的,算得上是无记名投票,在保密性方面,至少被选举人是不太容易弄清到底谁没有投自己的票。而且在选举实施过程中,*党组织一般都不公开出面,即使组织,也是在幕后进行。最有意思的是,他们并不强求自己属意的人选一定要当选,只要被选上的人他们能接受就可以。

一般来讲,在农村环境里推行选举之初,那些传统的精英,被选入参议会,参加基层政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农民是个需要精英代表的群体,现存的精英,只要道德上说得过去,农民习惯让他们来出头露面。但是奇怪的是,选举推行几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老的精英当选出现了麻烦,基层政权开始向清一色*党员方向发展。以至于*中央不得不采取措施,以硬性规定“开明士绅”名额的方式,即所谓“三三制”,来保证传统精英的份额。与某些人认为“三三制”是为了保证*地位的看法不同,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形下,传统精英在政权中的地位才需要硬性的制度保障,也就是说,实际统治乡村社会上千年的传统精英,即使在从清末到北洋再到国民党政权推行政权下移的过程中,都没有丧失地位,在*的基层选举过程中,居然被成功地边缘化了。

这是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变化,基于几千年传统和文化的乡村权力结构,用这种方式颠覆,显然比用简单的暴力推翻有效得多。到了抗战胜利,*实行土地改革之时,只有在新解放区,乡村精英才有可能组织一些反抗,而老根据地,精英们则只能束手待毙。在多年的选举中,农民最明白的只有一点,就是多少年的文化威权、传统权威,都可以用手里那粒用来当选票的豆子来推翻,他们也就真的给推翻了。显然,这推翻和颠覆的,不仅仅是些精英,而且还有精英背后的传统权力结构,以及文化的结构。但是,推翻之后,并没有人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对于*政治,他们只是学会了投票,或者说习惯了投票,但却没有起码的权利意识、*观念,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自然不懂得尊重他人的权利,这种选举,没有*的文化,也没有*的价值观。在土改过程中,*为了发动群众,往往采取放任农民随意行动的做法,在这“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氛围中,许多地方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对于那些大家一时对是否处死有争议的人,人们会采取投票的方式来决定,还是豆选,往碗里投豆来选择,一个生碗,一个死碗,哪个碗里豆子多,就按照碗上的标签来行事。如果死碗里的豆子多,那人就必死无疑。

当选举仅仅是上层政治的工具时,这种选举如果仅仅是装装样子,跟底层社会具体的人关系不大,不会对底层产生多大影响,如果这种选举真的在深度动员下进行,推行得越久,底层政治就越是畸形。

古今民告官

民告官,古代叫“上控”,凡是上控的人,多半都被逼无奈,走投无路,不得不如此,因为只要踏上上控之途,就开弓没有回头箭,就算最后皇帝老子做主,官司打赢了,下场也很悲惨,破家是肯定的了,最后很可能会搭上自家的性命。就算这个人命大,平安无事,回到家乡也会被官府视为刁民,以后的日子好过不了。清朝道咸年间云南乡绅杜文秀,就是因为上控,控到最后逼上梁山,最终从一个有功名的乡绅,变成了造反起义的领袖。

没有哪个朝代规定民不许告官,更没有哪个朝代准许官员打击报复举报他的百姓,所有的法律规定,似乎都向着弱势的老百姓,但现实中的百姓,只要哪个吃了豹子胆敢惹到官员,那么下场大都很惨。这宿命背后,有一只看得见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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