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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拉黄包车的人力车夫则把衣服绑在腰间，满头大汗地穿梭在大街小巷，军队里的士兵也换上了夏日的制服；而那些居住在当地的外国社区的人们，至少是男人们，也都换上了短裤和短上衣。

对记者而言，天气转暖似乎是个恩惠。因为这加速了新闻的发生速度：痢疾和霍乱会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加速蔓延，而日益晴朗的天空也使得日军的空袭清晰可见。霍格在给家中的信上这样写道：“传染上疟疾、霍乱和伤寒等疾病的几率已经非常之高，就像随时可能被流弹，散弹击中或在破旧的木屋子里被抓一样。”

那时候，霍格白天着手研究发生在武昌和汉阳城市的致死疾病，晚上则外出报道在突袭中的伤亡情况。他时而骑着自行车，时而搭乘运送伤员的卡车。他还和曾经在路德教会结识的主教的女儿以及另外两名音乐家组织了一个爵士四重唱乐队，在学校或者医院里用中文和英文为当地百姓献上即兴演出。霍格的嗓音演唱爵士乐是再合适不过了，他的一个同事曾夸耀他“给他一架钢琴，他就能为观众唱首歌。”

从春天到初夏，汉口已经成为了一个被包围的城市。城市的要塞都被装备上了机关枪，主要路段的尽头也设置了用水泥加固的大木门，外面还拦上了两排铁丝网和电线，以阻止敌军对城市进行的可能的快速占领。被外国人控制的地带也在计划一片“安全区”，希望借此可以保证日军冲进城市后，当地居民的安全。

那时正值欧洲战场爆发战争的前一年，距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还有两年半，上海的两大主要租界仍然控制在西方力量的手中，像香港一样，它们在珍珠港受袭后才遭到侵犯。

中国的商人认为居住在汉口的大批外国人以及外资企业会让这座城市免予遭受发生在南京的残暴遭遇。于是，人们寻找各种理由在高楼外面绘上或者挂上外国国旗；外资公司和银行也用大幅的中英文写明该财产已经抵押或者出卖给外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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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9）

共产党和国民党宣布要站在统一战线上，蒋介石强调全军都应该齐心协力为捍卫中国而抗争。平日里很少出现在汉口的蒋介石，此时已经有了充足的理由避免任何公开的举动。日本在中国派了很多特务，出高价悬赏蒋介石的人头。日本的间谍也猖狂地活动着。霍格和他的同事则经常在夜间看见敌军发射的火箭弹引导着轰炸机向其目标——河边的供电站发动进攻。

和丈夫不同，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则到处公开路面，有时候是步行，有时候坐黄包车，有时候则是坐在公车里。每次出现，她都穿着得十分得体，她到学校、医院、工厂和惨遭轰炸的贫民窟探望遭受疾苦的百姓。在那个政府似乎不管百姓死活的年代，她几乎成为了富于同情心的公共代言人。

每天都沿着长江往返的霍格发现汉口的姊妹城市已经不堪战争和疾病的摧残，处在垂死挣扎的边缘。“在道路两边全被炸毁的房屋废墟中行走，空气中充斥着木制品发霉的味道，还有石膏和碎石的尘土味道。简易的帐篷随处可见，一位老妇人在被炸毁的老房子的废墟周围喃喃自语。”

这两座城市里的大部分人口都转移到乡村去避难，或者是到江对岸的外国租界寻求庇护。政府官员、外国传教士、黄包车夫、乞丐和难民涌入汉口任何一个可以栖居的地方。那个炎热的夏天，街上到处都是人，各种交通工具也各显其能，像另外一个战场。这片狂热中，330名英国海军士兵忙着在英国领事馆门外拉建铁丝网，并调配舰艇等待在码头周围。和那些驻扎在汉口的中国军队一样，他们也在炎热的天气中等待着战事的来临。

在汉口的媒体记者们还是经常在中午来到美国的海军俱乐部小聚一番，那里的规矩是酒水自带；而晚上，他们则选择去德明饭店，不用讲究酒水自带的规矩。他们经常会谈到日军在南京进行的惨绝人寰的杀戮，并一致同意中国政府一定会誓死捍卫汉口。这个群体的特点就是融合了玩世不恭和悲观主义的思想，总是不断地进行猜测如果日军占领了这个城市，他们将会做出什么举动。其他人也都在玩这些猜来猜去的游戏，自从日军在南京展开大屠杀后，当地所有的媒体充分地报道了这个消息。因此，在这个已经膨胀地收留了75万人口的汉口，一旦被日军占领，他们将再次做出何种恐怖行为的猜测日益让大家人心惶惶。

在这种氛围中，霍格和其他记者组织了一个“最后的挖掘者人俱乐部”，并定期在罗西旅馆碰面。在任何一个被战争蹂躏的城市，媒体总会找到或者成立像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