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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而且只有一个小时，而朱德或聂荣臻发言通常最少要三小时。这次大会对霍格来说是个尴尬的经历，因为朱德整个晚上都握着他的手，握得很紧。

霍格对游击队来说是个珍贵的客人。因为身材高大，汉语也说得比较流利，这位年轻的英国人在当时的中国走到哪都是道独特的风景。霍格不可能在军队里获得职务，因为八路军不接收任何外国人，除了医生和护士。霍格很想做关于工业合作社的报道。游击队的将领便建议他离开前线，去往在宝鸡的合作社总部。

1939年9月霍格到达了宝鸡。那一年战争在欧洲战场爆发了。像所有人一样，他也想弄清这对中国会意味着什么。经过两年的作战，日本人控制了中国除重庆以外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连续的战败并没有让国民政府投降，相反，中国的抵抗更顽强了。

日本也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紧张和厌战情绪。东京的指挥部觉得通过经济封锁和隔离，中国不久就会投降，因此他们把注意力投向了欧洲战场带来的机会。他们想要夺得英国、荷兰和法国在东南亚殖民地丰富的矿产资源的控制权。阻碍他们实现这一东南亚计划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尤其是驻扎在珍珠港的舰队。

蒋介石的政府被孤立了，中国的经济也被通货膨胀大大削弱。欧洲好几个月的紧张局势和最终爆发的战争使苏联大大减少了对中国的援助。英法两国分别和缅甸、越南密切的贸易往来也在日本人的压力之下逐渐萎缩。共产党仍紧紧守着他们在延安的根据地，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得到了确立。

蒋介石的策略是避免同日本人进行大规模的冲突，并尽量把美国也卷进这场战争。他现在已经集中精神要和共产党来个最后的较量。

由于实力悬殊，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军队积极开展敌后斗争。他一面加强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建设，一面等待与敌人进行战斗的最佳时机。

洋秘书（1）

西安以西大约225公里的地方，曾是通往欧洲的大漠商道的起点，这里的铁路沿线坐落着一座小城——宝鸡。1939的１０月，乔治·霍格被任命为中国工业合作运动西北总指挥部的宣传秘书。他拿到了一枚有总指挥官题字“工合”的金属徽章，住进了办公室附属招待所里一间6、7平方米大的房间。他把来自家乡的照片钉在房间的墙上，然后又往小房间里塞了张桌子放打字机。办公室里除了打字机外唯一一样设备就是算盘。比起算盘啪嗒啪嗒安静的声音来，这台老式雷明顿打字机吵得不得了，害得他不得不去外面打字。这份工作需要他在西北地区到处跑，然后撰写关于合作社发展状况和问题的报告。他没有薪水，但是各项开支都能报销。他给自己买了条领带，一个茶壶和一条床单作为庆祝。

乔治·霍格是个开朗的人。他对自己的头衔很自豪——“洋秘书”。“洋鬼子”是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传统叫法。“东洋鬼子”就是日本人。“洋车”就是黄包车。世纪之交，各地的城市修了平坦的柏油马路以后，这种车就取代了中国传统的手推车。霍格对这种特殊叫法很欢喜。他坚持说他曾听见有人把自行车叫做“洋驴子”。理所当然地，进口固体石蜡做成的蜡烛就被称为“洋蜡烛”，用以区别用动物油脂做的本土货。

就在1939年的圣诞前夕，他给家里写了封信描述了一下新工作的情况，好让父母放心他是在做有意义的事，而不是像他母亲事先猜想的那样只知道在中国闲逛到处看古迹。考虑到家里食物紧缺的状况，他特意表示他也不得不面对每餐少得可怜的食物。

这真的是一份优差：既可以从事一个产业，又可以同时享受作为一名“社工”的最大好处，还提供了一个写作的好机会。还有旅行。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去过很多地方：西北兰州，西部汉中……我跟你们讲过我们的饮食吗？早餐吃大米粥和花生，午餐和晚餐还是如此，非常不错。如果有人想再吃点别的，我们就赌上一把，方法是每个人都伸出几根手指，然后通过数出所有人伸出的手指总数来决定谁出钱。

他也因为有个中国女友而高兴。现在他已经可以操着一口流利的河南话了。他是在洛阳第一次遇见她的，之后便爱上了她。洛阳位于黄河畔，因其与孔子有渊源而闻名，孔子年轻的时候曾在此地求学。他当时在火车站候车，看见一个大约十八岁的女孩想搭火车，但是她的弟弟在尽全力阻止她：“他沉默地攥着她的手，脸上带着恳求和挚爱的神情。他们就站在那里，没有注意到我以及周围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