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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了，他就是要在当时抗日小说尚不多见的情况下，“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出现“为民族争光之小说”。

以笔当枪的抗战者（3）

不管别人对父亲如何批评，他都不作一声，没有时间，也不愿回答，仍然埋首写他的国难小说，巧的是上海的《申报》也来约他写稿，父亲以忙为借口，就谢绝了《申报》副刊《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的敦请，但周先生还在坚持，有朋友知道这消息后，好心规劝说：国内两大报纸的长篇小说全归你一人包办，自然是罕见的盛举，但也要考虑到别人的反映。这话说得有理，而且很诚恳，父亲就坚持不写了。但周瘦鹃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要父亲写稿，父亲不得不让步。上海报纸的副刊界，向有“一鹃一鹤”之称，“鹤”就是上海《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鹃”则是上海《申报》的周瘦鹃先生。周先生不断写信要父亲帮忙，非常诚恳地要父亲看在友情的份上，为上海《申报》写一部长篇小说，父亲终于是情不可却，便为他写了《东北四连长》，连载于1933年3月4日至1934年8月10日的上海《申报》副刊《春秋》上。写这部小说是有些巧合的，父亲对军事完全外行，但是又非常想写一部反映东北抗日的军事小说。巧的是他有一位学生，当过连长，正好闲居北平，时常到家里来看望他。父亲便向他询问军人的生活及军事常识，而且还让他写了一篇报告。父亲在他的协助下，准备了两三个月，就开始动笔了。小说最后有3位连长都在抵抗日寇侵略的东北战场上光荣牺牲了，这是有意给那些大人先生们一点讽刺。小说发表后，很受欢迎，著名硬派电影明星王次龙曾想改编成电影，终因时局日益严重，没有拍成。抗日胜利后，上海出版界要求出版此书。而父亲再看原稿，觉得对战争的描写还是幼稚可笑，于是又做了部分改写，把立意也做了调整，原书中的作战部分完全删去，着重描写由于日寇的侵略，逼得中国人民不得不奋起反抗，最后归结于人道主义的感慨，书名也改为《杨柳青青》，取自《随园诗话》中“杨柳青青莫上楼”的独句诗，此书1946年由上海山城出版社出版，3年内即重印了3次。

由于父亲积极宣传抗日，日寇曾向当时在北平的张学良将军提出抗议，并上了日寇特务机关的黑名单。父亲被迫于1935年秋天离开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北平，他曾有诗述及此事：“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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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南京人报》（1）

父亲从1919年到1935年的10多年里，一直居住在北京，他深深地爱上了北京，爱它的历史文化，爱它的民俗风情，也爱它最适宜人居住的城市环境，所以他把北京视作第二故乡。

自从来到了上海后，他过不惯十里洋场的生活，喧嚣杂乱的大都会，纷纷扰扰的商业竞争，都与他的情趣大相径庭，最使他不舒服的，虽然国事日紧，那些达官贵人依然纸醉金迷，纵情享乐，父亲认为上海绝非久留之地，但是哪里又是栖身的所在呢？

正在父亲踌躇不定的时候，张友鸾也正在上海，他极力怂恿父亲到南京去，并且在南京自办报纸。南京也是父亲喜欢的城市之一，他认为在江南，只有南京与北平相似，不仅是六朝古都，而且有龙蟠虎踞之胜，还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所谓“卖菜翁都有烟水气”，父亲决定迁居南京，至于是否自己办报，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但是在友鸾叔的多方敦促下，父亲认为，用自己的稿费来办报，这是个创举，而且所需要的钱也不多，自己尚有这个能力，终于是在友鸾叔的如簧之舌鼓动下，见猎心喜，决定在南京办报。原来父亲攒下几个钱，是打算在南京近郊买点地，盖几间简陋的房子，住在农村，写书课子，种菜养花，终老是乡。母亲打趣他是“书呆子的一厢情愿”，休要说是战火迫近，就是承平之时，也无法找到“桃花源”。父亲自己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我私人积蓄，还有四五千元”，“经过两个月的筹备，我约共拿出了四千元，在中正路租下了两幢小洋楼（后来扩充为三幢），先后买了四部平版机，在《立报》铸了几副铅字，就开起张来，报名是《南京人报》。”于1936年4月8日正式发行。事出意料，《南京人报》一炮打响，由于父亲名字的巨大号召力，在不足100万人口的南京市，《　南京人报》出版的第一天，就销到了15000份，这在当时是个震撼报界“破纪录”的新闻！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私人办报，大部分都有经济靠山，接受这些“后台”的津贴，当然，也要为这些后台“说话”。而《南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