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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鞭》，得了第一名，回来把奖状给妈妈看，妈妈却不屑一顾，只叫我快去清扫炉灰——那时，家家都在烧煤球炉子。

伯父有一回去苏联回来，带回了三件布拉吉，一件白底子青果领，有极鲜艳的绿叶红花，是樱桃那么大小的花，在那时的我看来，真是漂亮极了。这件最大，给了大姐。一件是乳白色的亚麻布，领子和袖口都镶了蓝白格的大荷叶边，很洋气的，给了二姐。我的那件是白色泡泡纱的，在胸口镶了一圈鲜红的缎带，插进镂空的花朵里，丝线挖嵌。照妈的眼光来看，这件是最好的，可是没过几天，吃晚饭的时候，弟弟就偏偏打翻了酱油碟，我的新衣裳就染了一块斑，我哭啊哭啊，我知道新衣裳是不能再复原的了，可我想要父母说一句话，说一句公允或者同情的话，这句话没有等来，等来的是一顿老拳，孩子的心就那么容易被伤害。我其实一直都在做一件事：证明给妈妈看。但最终我失败了。终于明白了我要的是不可能得到的，连上帝都不可能公平。

我的童年，就像那件泡泡纱的裙子，在红白相间的美丽上面，染了一块斑。

但依然要感谢妈妈。她是我最早的启蒙老师，因为她，我学会了画画、唱歌、绣花、织毛衣、钩网袋、编杯子套……有一回她翻箱子，翻出年轻时候描的花样儿，竟厚厚的有一叠，大多是花草，也有怪怪的，譬如有一幅样子，是一朵半开的花，花心里有一美人的脸，是侧面，有长长的睫毛，我看了喜欢，就学着绣。妈妈有满满一匣丝线，大概有十几种颜色，好看得不得了。尤其是茜红色和淡青色两种，简直柔和得像梦，后来竟再没见到那样的颜色。妈妈给我一小块白色亚麻布，我小心翼翼地拓下花样儿，用绣花绷子绷了，用了一下午的时间绣好，花瓣用了水红，叶子用了苹果绿，美人的嘴一点鲜红，自以为好看得很，然而姥姥把她年轻时绣的茶杯垫拿出来，我一下子就傻了——和那样的精工巧制相比，我的作品实在乏善可陈。

十五六岁时又给妈妈织了一件毛背心，是紫红和雪青两色线的，织成玉蜀米花样，并不怎么好，几年之后，却仍见她穿着，心里便有种莫名的欣喜。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四个早已长大成人，回忆往事的时候，妈妈总是很喜欢听我们讲，但是很奇怪，所有的记忆都有偏差，生活，就象是《罗生门》，每人眼里都有自己的真实，所以每每回忆起来，总要吵成一片。

妈妈是北京铁道学院（北方交大前身）四五届管理系的毕业生，当时的管理系，只有寥寥几个女生。妈妈的英文很好，我看过她保留下来的英文作业，那种花体字的英文细如发丝，我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妈妈写一笔好字，留下墨宝不多，却件件珍奇。妈妈写了六十年的日记，直至去世前几天，还在写，那样工整的蝇头小楷，现在的人，怕是怎样也不会有这个耐心了。

告别的那一天，我们电视剧中心的领导去了，送了三个花圈，他们说，你妈妈的相貌好慈祥啊！妈妈的遗象在微笑着，音容宛在。最后的时刻，从美国赶来的姐姐握住妈妈的手，唱了一支小时候妈妈教给我们的歌：春深如海，春山如黛，春水绿如苔，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现出来，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风，小心一点吹，不要把花吹坏，现在桃花正开，李花也正开，万紫千红一起开，桃花红，红艳艳，多光彩，李花白，白皑皑，风吹来，蝶飞来，将花儿采，倘若惹得诗人爱，那么更开怀！

我们一起加入最后的合唱，柔和低缓的歌声中，母亲的灵魂驾鹤西行了……

徐小斌，著名作家、编剧、画家，北京人。出版有《羽蛇》、《敦煌遗梦》、《双鱼星座》、《迷幻花园》、《德龄公主》等作品，另有《徐小斌文集》五卷本行世。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等国文字在海外发行。

梁晓声　玻璃匠和他的儿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城市里总能见到这样一类游走匠人——他们背着一个简陋的木架街行巷现，架子上分格装着些尺寸不等、厚薄不同的玻璃。他们一边走一边招徕生意：“镶——窗户！……镶——镜框！……镶——相框！……”

他们被叫做“玻璃匠”。

有时，人们甚至直接这么叫他们：“哎，镶玻璃的！”

他们一旦被叫住，就有点儿钱可挣了。或一角，或几角。

总之，除了成本，也就是一块玻璃的原价，他们一次所挣的钱，绝不会超过几角去。一次能挣五角钱的活，那就是“大活”了。他们一个月遇不上几次大活的。一年四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