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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写在调查记录上了。”

“是吗，不过我不一定有时间读调查记录。还是你给我讲讲吧，从头说起。”

房间里比外面温暖得多，于光明脱去了身上的外套，擦了擦额头的汗。陈超给他倒了一杯茶。

“谢谢头儿，”于光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老田是五十年代初进厂的，当时是个普通工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到处都是各种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老田加入了一个叫‘红旗’的造反派组织，那个组织的成员来自全市各家工厂企业。凭借‘打倒走资派’的名义，老田一夜之间就成了个人物，打着‘镇压阶级敌人’的幌子到处迫害人。没过多久他又加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了音乐学院。从那时开始他更加飞扬跋扈了，学校里那些知识分子可都让他欺负惨了。”

“他在宣传队的时候有过什么异常表现吗？”陈超插话道。

“通常情况下，一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成员都来自一家工厂。而老田却是主动报名参加其他工厂宣传队的。至于他都干了些什么，我也没查到具体的。那家厂子两三年前就破产了，没人真正知道老田干过什么，反正他干过不少坏事就是了。七十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拨乱反正，老田被赶出音乐学院，灰头土脸地回了工厂。后来政府开始清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三类人’，老田就属于其中之一。不过像他这样的造反派成千上万，总不能都抓起来审问吧。后来市政府收到了一封检举他的匿名信，说来也巧，接手匿名信那位市领导的父亲，恰是‘文化大革命’时被老田迫害过的一位老教授，信中也说了老田就是将老人肋骨打折的人。于是上面开始调查这件事。调查过程中，有人检举说老田曾经把一位老师打成瘫痪，有人说他强抢民财，还有人说他凭借职权强迫一名妇女和他发生性关系。虽然这些都没有得到证实，但后来老田还是被工厂开除了，又被判了三年徒刑。他老婆跟他离婚，带着女儿走了……”

于光明话音未落，就听到有人在敲门。陈超打开门，发现门外站着两位年轻姑娘。

“您需要按摩服务吗？”其中一位姑娘笑盈盈地问道，“免费的。夏总吩咐我们来的。”

另一位姑娘拎着一个暖瓶，走进房间，给桌上的茶壶续上了水。

“谢谢，不需要。告诉夏总她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会给她打电话的。”陈超说完，示意两位姑娘离开。

关好门之后，他转身对于光明说：“呃，看来这就是老田‘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历了。关于他后来那些不幸，你查到了什么？”

“别提了，后来老田和他的家人碰上的都是些倒霉事。他前妻找了个男朋友，这对于一个三十出头的离婚女人来说并不稀奇。但不知怎么，她跟那男人上床的照片被公开了，有些照片甚至传到她的工作单位。八十年代初啊，那时候婚外性行为还是耸人听闻的呢。于是她就自杀了。当地派出所也调查过，他们怀疑这是她的一位追求者耍的花招。总之调查毫无结果。只留下一个女儿，重新回去投奔她父亲老田了。”

“这的确很奇怪，”陈超说道，“老田的前妻是个普通的工人，还带着个孩子。她交的男朋友应该也是个普通工人吧。那些不雅照是怎么拍的呢？请摄影师拍的吗？难道一位普通工人会专门请摄影师拍那种照片？”

“老田后来开的那个饭店也碰上了奇怪的事……”

“是的，我调查过饭店的事。关于老田后来的这些倒霉事，你问过他的同事吗？他们什么看法？”

“跟邻居一样，他们也说那是报应，”于光明答道，“不管怎么说，要说是报应的话，老田受的大概是最严厉的，简直都跟神话故事里的差不多了。”

“神话故事里总是会提到因果报应。你真的相信那些？”

“难道你觉得老田那些‘报应’是有人专门策划的？”于光明看着陈超，说道，“他都瘫痪成那样儿了，半死不活的，难道会跟红旗袍案有关联？”

“昨天上午我去了静安寺，在那儿我重新阅读了你和田陌的男朋友也就是那位翁先生的对话记录，读过之后我忽然有了一个思路。老田所遭遇的这一系列‘报应’会不会是某人蓄意策划的呢？你在老田厂子里的调查到的一些情况加重了我的怀疑。”

“这的确是个思路，但我还是不明白这些与红旗袍案有什么联系。”于光明说到。他觉得陈超说话的方式跟他父亲老于头儿差不多，总是喜欢绕来绕去，这让他有些不耐烦。

“你刚才说了，老田曾经强迫一位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