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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随着各国在近东地区考古发掘的继续，泥板文书仍将源源不断地从伊拉克及其邻接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出土。殖民时代当地居民大批盗挖古代遗址、破坏遗址地层并把泥板文书和其他古物通过文物市场卖给了欧、美、日各国博物馆和私人的活动现在基本上已被伊拉克政府控制。

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巴比伦的发掘拉开了科学考古的序幕。建筑师罗伯特·考德威（Koldewey）和瓦勒持·安德雷（Andre）分别在巴比伦（1897—1917）和阿淑尔（1903—1914）的遗址主持了长期的、严谨的、细致的发掘工作。他们采用了按地层、按区域、有各种出土记录和图表的科学的发掘技术，在遗址复原、地层次序和文物定期等各方面获得极大成功。德国先驱在两河流域开创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很快在世界各地的发掘中被普遍采用，现代考古科学正是由此而诞生。两次世界大战使考古一度停顿，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两河流域考古鼎盛时期。英国的吴雷主持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发掘出了苏美尔古城乌尔（1922—1934），其中古老的苏美尔早期王墓出土了令世界赞叹不已的各种金银艺术品，并发现了和我国商王墓中一样的大批人殉和家畜车驴殉。同时，德国的海因瑞希发掘了两河流域原始社会和早期国家的中心乌鲁克，那里出土了楔形文字的原型和源头——存有古朴图画文字的泥板和石板。法国的帕罗〔Parrot〕在叙利亚挖出了塞姆人的古城马瑞，出土了包括大批古巴比伦时期的王室书信的两万片马瑞王室档案。英国在欧贝德、尼尼微、阿帕契亚民和恰旮尔巴札（Chagar　Bazar）等遗址均有不错的收获。第一次大战后的新兴强国美国也派出考古队远渡重洋来到伊拉克，发掘了史前遗址高腊（Gawra）丘，北方非塞姆语的胡里安人的古城奴朱（Nuzu）和迪亚拉河地区以埃什嫩那为首的几座古城，出土了大批文物和文献。这样，失落多年的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城市不断被发现，文明的特征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揭示出来，各国的近东考古和楔形文字研究工作者的成果形成了—个专门的人文科学——亚述学。两河流域文明的宏大和灿烂使它和埃及、希腊罗马、印度以及我们伟大的祖先一起被现代世界推誉为曾为人类文明早期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五大古代文明。

伊拉克独立后，国家开始设立博物馆收集文物，本国的考古队也发掘出一些重要遗址。二战后，各国的考古队又来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德国人继续一步步地发掘乌鲁克并发现了伊辛古城；法国人继续在马瑞发掘；美国人挖出了苏美尔的宗教首都尼普尔；代表大英博物馆的马洛万重新打开了尼木如德（卡勒胡古城）；伊拉克博物馆派出的S．劳伊德（Lloyd）、T．巴基尔（Baqir）和F．萨伐（Safar）分别挖出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巴比伦城市哈马勒（Harmal）和前*城哈特腊（Hatra）；丹麦考古队在下札布河上游山区中的古巴比伦城市舒沙腊的遗址塞姆沙腊（Shemshara）发现了—批亚述及各方的来信和行政泥板；1964年，意大利考古队在中叙利亚开始发掘早至苏美尔时期的古城埃波拉，在1974至1976年发现了近两万块古苏美尔字体的泥板，从而把叙利亚楔文时期的历史也推到了公元前2500年。

从1948年开始，美国的布瑞德伍德把注意力放在两河灌溉平原周围多雨山区中的原始公社遗址。他在小扎布河和迪亚拉河上游的札格罗斯山的西侧发掘了“世界第一个农业村落”——公元前7　000年的无陶新石器遗址雅尔莫（Jarmo）。随后，欧美各国的考古学家陆续在小亚细亚半岛、伊朗、巴勒斯坦、库迪斯坦等地区发掘出从旧石器到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5万年至公元前4000年）等各史前时期的许多遗址。这些发现表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于雨量充沛的山地和高地边缘，而文明的产生则首先发生在利用人工灌溉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河流平原地带。

虽然我们现在对两河流域文明有了较深刻和准确的了解，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文明研究的工作仍在不断前进，从陶鲁斯山到波斯湾，仍有的6000多个遗址土丘等待着各国考古工作者和文献研究者发掘研究。目前，在东亚，只有日本参加了两河流域的国际考古发掘。我们中国的考古界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至今未曾顾及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遗址。但是，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能读懂各种语言楔形文字的学者，在21世纪，作为经济、文化、政治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