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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大军的呼啸声中消亡更替。

民族矛盾和阶段的转换更替是少数民族政权和汉族王朝角力中一个非常重要而有趣的现象。少数民族政权往往发端于汉族王朝兴盛时期，兴盛于汉王朝国内阶级矛盾激化之时，他们在汉族统治者无暇他顾时，可以取得发展机遇，趁机壮大自己，并利用汉族王朝阶段矛盾激化时挥师南下，逐鹿中原，这时候民族矛盾又常常转化为主要矛盾，汉人在大多数时间都能“兄弟阋墙而外御其侮”，能够一致对外，保卫北方疆土。然而为时已晚，承平日久，军纪懈怠，长期养尊处优的汉族军队哪里是剽悍的游牧民族的对手，军事上的失败几乎是必然的，这也可以说，游牧文化对农耕文化的暂时胜利，几乎是历史注定的结局。

于是，政权对峙出现了，之后，少数民族政权一鼓作气，统一了中国。他们一开始总是励精图治，天下承平，民族融合得越快，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接受越彻底，则民族矛盾弱化得越快。就像反清复明的斗争一样，在康熙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实行满汉融合政策之后，这些昔日此起彼伏的反清斗争，已经再也成不了气候了，人心所向的，已经是大清君王了。再之后，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实质上还是汉文化的统治，他们已经彻底融入了汉民族，汉族人为主的统治集团成了他们的左膀右臂，股肱之臣。于是，又是阶级矛盾的积累和激化，又一轮的王朝更替。

可以说，汉族王朝的阶级矛盾激化给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良机，那些多年发展羽翼丰满的政权抓住了这个良机，就可以实现问鼎中原的大业，而能抓住这些历史机遇的并完成大业的，都是能左右历史航向的一代英豪。但他们能成就帝王之业，能励精图治建立一个强大的王朝，却未必能保证自己的子孙在盛世之下一样能战战兢兢地匡扶祖业，未必能保证跳出汉王朝更替的历史循环。

武打江山，文治天下。少数民族政权在入住中原之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放弃“马上治天下”的思路，下马入宫，任用汉族人才为官，依靠汉族官僚集团来维护政权稳固。同时，他们也无一例外地放弃了本民族的游牧文化，基本上是毫无保留地接受先进的汉族文化，甚至连生活习俗也一并改掉，魏孝文帝甚至连自己的姓氏也改为汉姓。汉文化是维系中国社会延续的共同价值理念，也是统治集团维持社会政治秩序的严密体系，没有了这个，少数民族政权无法取得统治和合法性，也无法解决统治天下的“技术”问题。因此，只能接受，而且还要无保留的接受，接受得越彻底，其统治就越有力——对比元和清，这一点尤为明显。

只是，在接受的同时，他们也就注定了自己被汉文化同化的命运，接收了若干年后阶级矛盾的激化，接收了中国历史朝代更替的宿命。汉文化——不知道是他们的幸运符，还是他们覆灭的谶符？

有人说，清朝其实是反对满汉融合的。不错，云铮也同意这个看法。然而他同时还了解到一点，就是一个民族的根基，在于其民族特有文化，那满族再怎么在血缘上不愿意与汉族融合，可实际上早已经被汉族融合得没了根了。

其实，北方少数民族一次一次的进入中原，从客观上加强了民族融合，从而一步一步形成了新的汉文化。这个“新”汉文化的“新”字很重要，后世很多人总是喜欢强调汉族的纯净性，其实这个问题老祖宗们就解释过，就是本书前文所提到过的“何为中华”的问题，云铮的态度是，只要积极接受汉民族文化，而且融入了汉民族当中，那就是真正的中华民族。

要知道，汉族也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也不是纯净无比的，也是在远古经过黄帝和炎帝的部落合并，商周和周围的夷，狄，蛮，胡融合，春秋和北方的林胡等少数民族合并从而一步步形成了汉民族。简单一点说，这个民族的血统从来就没有“纯”过。各位，这不是养马养狗，血统纯正有什么用？重要的是文化内涵。

关于汉族，云铮自然不是民族史专家，但稍有些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汉族从来就不是单一纯粹的民族，汉族是世界上包容能力同化能力最强的民族，汉民族的伟大恰恰在于它海纳百川，不拒溪流，它张开胸怀吸纳包容了很多少数民族（大多被传统史家称为蛮夷的民族），与他们融合、通婚，最后变得毫无二致，不分彼此，成为一家。如果汉族一开始就拒绝接纳其他民族，汉文化拒绝其他落后的游牧文化和边缘文明，那么很可能到今天，汉族还是一个囿于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的民族，中国的疆域还是局限在中原地区。

民族自豪感决不能和狭隘民族主义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