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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外可以寄钱进来，他们中许多人的日子丰富起来，他们从老大昌楼上转移到静安宾馆的咖啡室里。那白色老房子里面，大都保持着1949年以前的样子，外国来的旅游者给大堂留下了久违的科隆香水的气味。有时他们就在这里聚餐，这里的水晶虾仁是有名的，还有狮子头。这时许多人暗暗准备把子女或者孙辈送出国去，为他们准备考托福，可极少有人在聚会上提起来。倒是常有人说到自己治病的经验，年纪大了，百病上身，可医院里的医生是空前的差，让人不能信任，所以，宁可交流自己看病吃药的经验。

白发苍苍的及时行乐（2）

再后来，就到了红宝石。这时有一批打网球的老人也加入进来。打网球的人里面，很有一些是圣约翰毕业的，当时圣约翰重视体育，建校之初的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开中国大*动会的先河，他们的足球队，被称为“圣约翰辫子军”。也许是因为求学时代在学校养成的习惯，也许是从小良好的家境让他们打好了身体基础，来红宝石的老人里面，常常可以看到几个上海最早穿美国运动鞋、用英国球拍、身手矫健的老先生，让人想起陈年的酒。

那以后，在十年的日子里，星期二、星期四和星期五的早上，不相干的人来买面包，就能看到这些老先生，有时也有人带了太太来，他们说话很轻，神情也安详，雪白的头发在店堂的暗处云似的浮动，有人在领上围着深蓝色的丝围巾，上面有绛红的花纹，让人带着羡慕去想象他们的生活。

我问：“你们现在要是靠养老金生活，不可能再来这里吃咖啡的，总是在吃外汇。想想从前你们亦是佼佼者，现在靠孩子汇款生活，怎么想？”

当年孙中山到圣约翰做演讲，对同学寄托深切希望。而学校的校训是要使学生成为新的、自由坦直的、有思想、肯钻研学术、忠诚教育、有崇高目的和行为的人。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圣约翰一直以管教严格著称。

老先生望着我问：“你说我们能怎么想？”

从被华丽丝围巾轻拢的脸上，一层层的谦恭忍让里面，泛出了总是被羞辱的傲岸、被冷落后的自尊和“你又算什么”的反诘的底色。就像脸上真的被人踩了一脚。然后，才说：“这是命运，只能这么想。要不然你让我怎么想呢？在我住着三层楼的大洋房时，国家要我交出去，私人不能有房子，我们就交。现在国家又要我买房子住，可我已经一无所有，我拿什么买房子？”再问下去，觉得是不是后悔四九年不走，老先生会说：“你能不能说英文，我们可以用英文讨论话题，我教你英文，这样就没有问题，要不然，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一口圣约翰训练出来的英文，到八十岁都不会忘记。也就是圣约翰的背景，使得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必须努力改造洋奴意识”这句话。

他们将吐司折起来，斯文地放到嘴里，被改造了这么多年，现在还是能看出他们年轻时代受到良好西式教育，和他们心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尊重。那白发如雪的老人是荣毅仁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温文尔雅地自谦说：“从前上海衡量学堂好不好的标准，一是英文好不好，二是抓得紧不紧。圣约翰是好学校，可我是里面的推板货色，我的英文勿灵光。”

我刚刚看过了一小段《上海滩野史》，里面说到了1925年五月上海发生外国人打死中国工人的事件，上海市民群起支持工人，遭租界巡捕*。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为了参加上海学生的罢课声援，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校规发生冲突，五百多名学生立誓永不再进教会学校，永远离开圣约翰校园，随即，十七名教授为支持学生也辞职随学生离开。随后，他们成立了光华大学，是光大中华的意思。

当时我将书读给我的父亲听，他并不觉得奇怪，他说：“当时有两类大学最容易出共产党，一类是师范学校，因为都是穷人子弟。另一类是教会学校，富家子弟里有人因为理想而投身革命，自己与自己的阶级决裂，但这样的人终身坎坷。”

当我和红宝石的老人坐在咖啡前时，我问到他们关于1925年的事。朱老先生是四○年圣约翰英国文学系的毕业生，他说他是在校园里听说这件事的，“都是四年级马上要毕业的学生，说走，就这么走了。”他说，“可是有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