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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上面还盖了一张油纸，防止下雨，在风里哗哗地响。窗沿上有人用破脸盆种了不怕冷的宝石花。就是在最*的时候，弄堂里的生活还是有序地进行着。这里像世故老人，中庸，世故，遵循着市井的道德观，不喜欢任何激进，可也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只是中规中矩地过自己的日子。

晚上，家家的后门开着烧饭，香气扑鼻，人们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乡下姑娘样子的人匆匆进出后门，那是做钟点的保姆最忙的时候。来上海的女孩子，大都很快地胖起来，因为有更多的东西可以吃，和上海女孩子比起来，有一点肿了似的。她们默默地飞快地在后门的公共厨房里干着活，现在的保姆不像从前在这里出入的保姆那样喜欢说话，喜欢搬弄是非了。可她们也不那么会伺候上海人，所以，厨房里精细的事还是主人自己做，切白切肉，调大闸蟹的姜醋蘸料，温绍兴黄酒，然后，女主人用一张大托盘子，送到自家房间里。

去过上海的弄堂，大概再到上海的别处去，会看得懂更多的东西。因为上海的弄堂是整个上海最真实和开放的空间，人们在这里实实在在地生活着，就是上海的美女，也是家常打扮，不在意把家里正穿着的塌跟拖鞋穿出来取信。

街道十年记（1）

《上海法国城》是我写的第一篇关于上海的文章，那时还不知道我会从此写一本书，然后写数本书，用去了我生命中的十年。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陪了一个台湾人去找他想看到的街景。那是1993年。现在，十三年过去了。

这次，我独自沿着十三年前的路线再走了一遍，如今已有超过三十万的台湾人住在上海，他们不再需要我陪同去凭吊法国城了。

也是一个安静的上午，在旧法国城里活动的，大多是住在这里的老人，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孩子们都去了学校。街道刚清扫干净，一大早去法国领事馆等签证的浙江人挟着圣罗兰的皮包，在复兴路口的大厦后门排成一队。而老房子门缝里，还散发出老房子复杂的气味，它让我回忆起自己的青年时代，深夜回家时，在漆黑的门厅里，总被停满的脚踏车龙头拉住上衣。也曾被黑暗中从邻居家传来的大提琴声突然击中，心中波涛汹涌。

申申面包房还在原处，那里还出售小羊角面包。蛋糕的式样也大多是从前的几样。复兴路上的弄堂还与从前一样安静，过去沾满灰尘的旧房子，现在被粉刷成明亮的黄色，反而显得老态龙钟了——就像跃跃欲试的老人们。弄底的那栋西班牙式的房子也还在原处，谢天谢地，它还是乱糟糟的，保留了旧时代的抒情。写《上海法国城》时，那栋房子的底层开着一家盗版店，我的大部分打口唱片和欧洲电影的影碟都是在那里买到的，更早时，还在那里租过录像带。那间地板晃晃悠悠的幽暗房间，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旧纸板箱，就是匮乏时代我精神维他命药罐的模样。

现在要说八十年代是旧时代了。九十年代已与租界时代的上海在物质和物欲上对接，完成了血缘上的回归。

现在弄堂里多了一间私人照相馆，专接领事馆签证照片的生意，在店主那里能看到所有附近领事馆签证照片的告示纸，店主是个小个子的上海人，稀疏的短发梳成六十年代时髦上海少年的飞机头，我有时猜想，他少年时代大概就是热衷拍照片的人，他那个年龄的人，对精密的科技产品有一种从现代主义传承下来的崇拜，以此为时髦。他为人客气周到，也很精明。

再往前走，就经过原先的神学院了。在一间底楼的房间里，还能听到有人在练习钢琴。多年前，《上海的风花雪月》刚出版时，我哥哥的小学同学曾辗转联系到了我，他特地要向我指出一个资料上的错误。我写到这个神学院的前身是小天主堂。他说应该是基督堂，而不是天主堂。因为他的父亲就是那个基督堂的牧师，他家一直就住在教堂后面。他居然还是我哥哥的小学同学，他居然小时候还到我家来过。住在五原路后半段的阿四告诉我，我一定是将五原路后半段的那个天主堂与这条弄堂里的基督堂搞错了，他家对面的，是个小天主堂，有个外国嬷嬷。“教堂的地板真干净，我记得小时候走在上面，一步一个灰脚印，觉得很惭愧。”阿四说。我记得什么？我依稀记得我家对面的基督堂里，有块长长的花玻璃，上面有天父的像，长长地张开他的怀抱，但脸色并不慈爱。现在还有人在同一架钢琴上练习哈农，但我想，一定不是十多年前的那个练习哈农的人了。现在，一间补习学院代替了小神学院。

越过永福路上的老公寓，到武康路，去看我的罗密欧的阳台。从我的少年时代开始，有